朝鲜时代书院享祀礼研究--以九大书院享祀礼为中心

朝鲜时代现存书院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所谓九大书院。通过比较九大书院的祭祀礼,考察朝鲜时代书院祭祀礼的开展过程。特别是通过分析各书院的异同点,探讨书院享祀礼的认同性的构建过程。朝鲜时代的书院将自身定位在乡校和乡祠之间,这种定位意识十分强烈。尤其是在整顿书院享祀礼的过程中,在参照乡校释奠礼的同时又特别注重繁简程度的区别。九大书院享祀礼之间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如果将这九所书院之外的书院也考虑在内,差异性会更大。然而正是这种"不同"的存在,意味着韩国的书院享祀礼不是由国家制定的,而是多样的学术共同体经过能动的考量和讨论来确定的;同时可以显示出朝鲜时代的书院享祀礼维持"大同",也存在着"小异"。这不只是书院享祀礼的发展特征,也是朝鲜时代的书院文化发展的特征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

1931年的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天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此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该文主要考察国民政府这一新设的救灾行政机构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中国荒政史的角度,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救灾行政体系的特点,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

朱子易学之哲学的分析--通过《易学启蒙》理解“理”的“穷极”义

本文通过对朱熹《易学启蒙》的分析,考察作为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的基础的先天易学和后天易学的基本原理和相互关系,由此进一步研究作为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的共同基础的"理"的意味。朱熹的易学不是在象数和义理哪一个的立场上对两种易学的综合,而是试图确立易学的基础,进而把对理的意味的系统的解释和说明作为最终目标。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反思性的儒学”——以梁漱溟思想中的“他者性”和“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为中心

本文在五四脉络中分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笔者将书中出现的梁漱溟的儒学定义为"反思性的儒学"。"反思性的儒学"若要成立,需要两个条件:"他者性"和"作为生活的儒教社会主义"。这两个因素能够把儒学和现实日常连接起来,可以全面审视中国的生活规范。有了反思的力量,儒学才能成为"可持续的儒学"。梁漱溟构想的"反思性的儒学"具有让人们对资本主义以及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从根本进行反思的力量。"反思性的儒学"是在梁漱溟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接纳西方这一他者,进而重新认识儒教的价值的过程中诞生的。利用这一概念,梁漱溟在20世纪初期就明确认识到,中国只能走向与西方"不同的现代"。他在五四运动局势下就中国的新的近代表现出的问题意识,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他的问题现在仍有效。这也是我们需要在21世纪重新召唤梁漱溟的"反思性的儒学"的原因所在。

开启社会人文学的地平——从其出发点“公共性的历史学”谈起

"社会人文学"并不只单纯意指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的结合,笔者主要希望通过"恢复人文学的社会性"来重新找回人文学的本貌即"统合的人文学"。社会人文学强调与社会的沟通及社会的实践性,以社会议题为学术议题,研究成果亦接受公共的批判、讨论及反馈,在此"公共性"已成为核心研究对象。然此尝试想在现实落地生根,则必须串连人文学在分科学问内部的革新与外部对新人文学的追求才行,而本文拟论及的"公共性的历史学"正是内部革新作业之一例。笔者认为"公共性的历史学"正可作为朝向社会人文学之路的出发点。

崔瑆焕《性灵集》考

清代康熙后期和乾隆年间，诗歌领域兴起了以强调自然真情、追求个性解放、宣扬主体意识为主要精神的性灵诗说。在朝鲜，“性灵”这一用语散见于诸多资料当中。但作为诗歌创作的核心概念，“性灵”正式出现在批评史上大概在17世纪以后，当时金昌协、汉诗四家（后四家）①等吸取明代公安派和清代袁枚的性灵说，展开了“性灵争论”。

《二十四诗品》在朝鲜后期文艺理论史上的地位

1.序论虽然有许多像朴趾源(1737—1805)一样积极宣导"朝鲜风"的文人,但燕行之后,在朝鲜后期人的许多文集中,不论学诗、作诗、论诗还是论书,对中国文人的作品仍然多次提及。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