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凡尔纳(Jules Verne)的科学小说《印度贵妇的五亿法郎》(Les Cinq Cents Millions de la Bégum)的翻译,是近代东亚三国知识人科学技术观形成的来源。自1887年日人森田思轩以《铁世界》为题译述凡尔纳的小说之后,包天笑和李海朝...对凡尔纳(Jules Verne)的科学小说《印度贵妇的五亿法郎》(Les Cinq Cents Millions de la Bégum)的翻译,是近代东亚三国知识人科学技术观形成的来源。自1887年日人森田思轩以《铁世界》为题译述凡尔纳的小说之后,包天笑和李海朝相继从事了中文(1903)和韩文(1908)的翻译。从序文的重点来看,森田的日译倾向于展示科学材料的崭新性;包氏的中译则展现了科学救国的责任。李氏的韩译则缺少了序文,只留了正文内容。尽管序文的主旨不同,正文的细节亦有差异,但3个译本都表现出了近代知识人对科学技术的恐惧。通过翻译科学小说,东亚知识人预警了一种以人种主义为中心的近代野蛮,指明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必须要伴随道德和精神上的反思。展开更多
文摘对凡尔纳(Jules Verne)的科学小说《印度贵妇的五亿法郎》(Les Cinq Cents Millions de la Bégum)的翻译,是近代东亚三国知识人科学技术观形成的来源。自1887年日人森田思轩以《铁世界》为题译述凡尔纳的小说之后,包天笑和李海朝相继从事了中文(1903)和韩文(1908)的翻译。从序文的重点来看,森田的日译倾向于展示科学材料的崭新性;包氏的中译则展现了科学救国的责任。李氏的韩译则缺少了序文,只留了正文内容。尽管序文的主旨不同,正文的细节亦有差异,但3个译本都表现出了近代知识人对科学技术的恐惧。通过翻译科学小说,东亚知识人预警了一种以人种主义为中心的近代野蛮,指明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必须要伴随道德和精神上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