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观念史?——对话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阿兰·梅吉尔教授

张旭鹏：您是一位史学理论方面的专家，但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即观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确切地说，是欧洲现代观念史。观念史在中国是一个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领域。说其熟悉，是因为它经常与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联系在一起，说其陌生，是因为还很少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记忆与历史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历史撰写的一项中心任务是保留和传承记忆。本文并不否认历史与记忆相关联,但论点是,在某些意义上二者是对立的。与我们时而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反,记忆并非历史的基石,因为历史经常会与记忆背道而驰。历史学家可以将记忆作为史料加以利用,并借以建立起对过去客观发生之事物或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之事物的叙述。历史学家也可以将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然而近来,一些人给予一些形式的记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与历史态度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有肯定的功用(肯定一些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抑或可以有否定的功用(批判这个共同体为自身创造的神话)。这两种极端我们都无法拒斥。但本文结论中肯定了批判的一端,因为在时下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的肯定的表达不绝于耳,历史被视为专门利己的知识“话语”的一种形式,同时多种形式的记忆也不断挑战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为需要批判的态度。

新旧“大历史”:前提假设、范围与可能性

近年来,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已经将"大历史"提升为一种研究过去的新方法。本文将大历史与旧大历史、也就是"普遍史"传统并列。"新"大历史或者以一种连续的神学为基础,或者建立在一种唯物主义形式之上,这种唯物主义被看作人类历史决定因素,或者起源于两者多少有些矛盾的混合。新旧大历史例示的"大跨度历史"与其说是对历史知识的贡献,不如说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的叙述化过程。在区分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过程中,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满足大跨度历史要求的更好方法是更适度的尝试,例如,大跨度比较史、网络与交流史、专题史和现代化史。

越战初期中美之间特殊的“信息传递”

本文的讨论始于朝鲜战争初期中美之间“信息传递”的失败,进而论及在朝鲜战争经验的影响下,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美两国在双边冲突的处理中已逐步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避战模式”。越战发生后,中方通过各种渠道一再向美方发出警示性信息,要求美国不得将战争无限制升级。美国决策者对此颇为重视,在己方战略制订中将对方的可能反应当作决策时必须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朝鲜战争式的中美直接军事冲突之所以没有在越南重演,究其原因“信息传递”的作用不应忽视。

未经“改造”的“转型”——西方学术界关于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研究

饿罗斯的转型进程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了,事实上仍在继续之中。惟其如此,要把握转型进程今后的发展趋势与动向,就更有必要对过去十余年间转型进程的演变及其中引出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本文的要旨,即在于对这一期间西方学术界关于俄罗斯经济转型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一大略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学者的有关看法提出批判性的评述。

边界与民族国家

边界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现代边界制度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产生密不可分。这种建立在统一、独立和绝对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一方面使原本含混不清的边界变得更加清晰和确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民族国家之内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最终导致强制移民和种族屠杀行为的出现。在当今民族国家边界不变的情况下,应当积极承认少数族群的文化与政治自治。此外,超民族国家邦联这一民族国家的替代形式,也可以有效地协调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之间的关系,并促进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协作。

流亡中的批评家——重新发现埃里希·奥尔巴赫

历史记忆的一个特点是,那些复杂而重要的时期往往以几个精简片段来呈现。例如,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从贵族叛乱到资产阶级自由,再到恐怖的暴民统治,最后到波拿巴主义,但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却仍然是一场以攻占巴士底狱和砍掉贵族头颅为主的运动(占领皇家监狱和处决路易十六实际上间隔了三年半)。同样,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和民主宪法在安静的图林根市(Thuringian)的推行,现代主义的街头狂欢(street carnival)在1919至1933年的魏玛时代随处可见,弗里兹·朗(Fritz Lang)的电影、包豪斯(Bauhaus)的家具,以及柏林的歌舞厅所带来的慵懒、迷醉,一扫几世纪以来普鲁士的沉闷。而对于这一至少比狄更斯所描绘的法国革命更为准确的画面而言,莎莉·鲍尔斯(Sally Bowles)①和她在奇巧俱乐部(Kit Kat Klub)的朋友只是部分原因。

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合大学

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合大学〔美〕易社强曾景忠符致兴译１９３７年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是那些误入歧途的人为了卑鄙的目的而采取的野蛮行径。纵然卷入这一可耻事件者相信他们所持理由的正当性，灾难性的后果却使他们的如意算盘成了一个笑柄。因为我们习惯性地从国家民族的角...

记忆与历史理解

在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史学的多种转向中，“记忆转向”是其中之一，它不仅对当下的史学方法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深刻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认知。记忆研究在学术界的兴起由来以久，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哲学家柏格森以及社会学家哈布瓦赫都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将记忆与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则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洛赫和费弗尔所开创的心态史模式为记忆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的场所》一书的问世，推动了“记忆转向”的全面展开。在美国历史学界，记忆研究呈现出不同态势，以索尔·弗里德兰德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为代表的学者，关注更多的是记忆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以及由此引发的历史诠释、历史叙述和历史解释等问题。为了使国内学界对“历史与记忆”这一问题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我们特邀国内外几位学者对记忆史的理论、研究方式、它所引发的歧义以及法国记忆史研究的一个案例进行了笔谈。

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下)——从年鉴学派到新文化史

本文考察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所谓年鉴学派到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新文化史”之间的历史思维与历史编撰中的一致性问题。直到20世纪早期,史学界一直假定历史研究很快会产生出统一的人类历史。但并非像阿克顿与伯里这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一致性很难实现。年鉴学派的史学家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提出了“总体历史”的观念,力图全面描述具体的历史真实,如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但适得其反的是,这种撰写“总体”历史的努力却产生了非一致性。“新文化史”的推崇者放弃了总体历史的计划,并提出历史学家应当统一在这样那样的史学研究的“范式”之中。这些历史学家中最为纯熟的人(比如亨特,LynnHunt)承认范式的选择从根本上讲是随意性的。本文置疑将范式一致性加于史学之上是否值得。历史学家应当力图发展批判的视点,并遵循认识论的高标准。这些均比有一种统一的历史编撰重要。

理论在历史实践中的作用

传统上,历史学家始终对理论持高度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它就像是历史学家巢中的一只布谷鸟。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早期德国所谓的历史学科学化之后才有所改变,其时历史学和哲学之间的边界比以往更加严格。当历史学开始作为一门声称自己是科学的学科出现时,哲学也旋即被认为是历史学的竞争者。

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上)——从年鉴学派到新文化史

本文考察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所谓年鉴学派到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新文化史”之间的历史思维与历史编撰中的一致性问题。直到20世纪早期,史学界一直假定历史研究很快会产生出统一的人类历史。但并非像阿克顿与伯里这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一致性很难实现。年鉴学派的史学家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提出了“总体历史”的观念,力图全面描述具体的历史真实,如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但适得其反的是,这种撰写“总体”历史的努力却产生了非一致性。“新文化史”的推崇者放弃了总体历史的计划,并提出历史学家应当统一在这样那样的史学研究的“范式”之中。这些历史学家中最为纯熟的人(比如亨特,LynnHunt)承认范式的选择从根本上讲是随意性的。本文置疑将范式一致性加于史学之上是否值得。历史学家应当力图发展批判的视点,并遵循认识论的高标准。这些均比有一种统一的历史编撰重要。

记忆研究的方法问题

在历史学中，过去的在场直到“记忆转向”（memory turn）发生后，才被认为是用以理解社会史、政治史和经济史中各种问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话题。这便是记忆对历史思想和历史方法的意义。借助记忆去思考的话，之前被认为得到充分描述和理解的现象，便会获得全新的含义。记忆研究与一切要求革新的研究原则是一致的：它揭示了之前未被注意的各种因素。由于当前的文化趋势，历史学家在解释过去时很可能指派给记忆一个言过其实的角色，但记忆研究的持久贡献仍在以多种全新的方式表明，人类社会中过去的在场有着基本的重要性。

冷战如何走向终结

2002年5月,莱夫勒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围绕着冷战的起始与结束作了两次学术报告。当时由陈煜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本文以这两次报告中的第二次为基础,莱夫勒教授本人与陈兼通过讨论,对文本作了进一步的修改校订。

开罗会议中美关于战后亚洲事务会谈史料辨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于1943年11月下旬参加了到那时为止中国参与的首次,也是在战时的唯一一次峰会,即开罗会议。蒋介石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1月23日的政治会谈,为战胜日本和奠定战后亚洲和平的《开罗宣言》确定了纲目,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当时蒋-罗会谈没有进行会谈记录,迄今为止的有关学术研究,只能依据多年后已经退据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提供的一份真实性颇有问题的《中方纪要》。本文利用笔者在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发现的中方在会谈前提交给美方的一份"申明中方诉求的备忘录",结合其他相关档案史料,将两份文件加以分析、比较,力图接近中美会谈时双方对战后亚洲诸问题的真实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