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述评

20世纪20年代以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为发端,确立了＂妇女史＂的名称,并形成了延续到抗战以前的妇女史写作繁盛期。然而,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30年间,妇女史研究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进入80年代,与改革开放纵深发展同步的是妇女史研究的复兴并形成了新一轮高潮。

深化中国发展奇迹原因实证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中国之谜＂是既＂李约瑟之谜＂之后,又一个引起国内外广泛而又热烈讨论的问题。与＂李约瑟之谜＂讨论中国为什么不能的问题相反,＂中国之谜＂讨论的是中国为什么能的问题。

贫困与反贫困的学术视野与研究进路——《鉴往知来——十八世纪以来国际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述评》

贫困与反贫困始终与人类社会相伴同行,贫困与反贫困研究也因此成为了历久弥新的学术命题。18世纪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催生下,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提出富有解释力的新理论与新思想,贫困与反贫困研究也呈现出＂百家争鸣＂局面。

改革开放史研究要有实践问题导向意识

《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向我提出如何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实证性这样一个题目。这是一个关于方法论的建设性命题。从党史国史学界对新中国前29年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看，实证性较强，文件堆砌和领导人思想观点的简单再叙述等问题并不特别突出。这也反映出，

中央人民政府直辖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问题研究

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法定和实际称谓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而不是西康省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逐步改变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行政管辖关系,形成在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各项工作中接受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领导,在其他国家行政事宜上继续接受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局面。随着西藏全面武装叛乱的发生,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被解散,昌都地区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下,逐步成为西藏自治区的一个地方行政区。

从辩证统一关系中深化和拓展改革开放史研究

在具体地、历史地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基础上,党史国史研究越来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研究。这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对理论研究和建设的需要,也是党史国史的当代性和时代性所规定的。

中美关系中的防扩散问题研究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防止核扩散问题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冷战时期,这个问题不是影响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因素,此间两国间较有影响的问题是美国曾试图联合苏联限制甚至是遏制中国的核发展计划问题,及中美签署的《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问题。冷战结束后,防扩散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两国在该领域里的合作,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但两国在该领域里的分歧、摩擦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阻碍作用。

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对话机制的历史考察

"双周座谈会"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种工作制度。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政协共举行了114次"双周座谈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双谈"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谈"传统得以延续。中共十八大后,全国政协在继承"双谈"传统基础上,创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使"双谈"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双周座谈会"及与之相关的协商对话机制,作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凝聚共识、共商国是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为国家各方面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也见证了新中国统战工作的历史变迁。

从二百年的大视野看新中国六十年经济发展

通过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修订,对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历史形成了新的思考。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历史,应该放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中去看,应该放到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到2049年新中国实现现代化的200多年历程中去看。中国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赶超发达国家是新中国60年来矢志不渝的理念。中国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世界,要善于在国际环境中趋利避害,才能实现赶超。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边界的划分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成效。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留下丰富的历史启示,也不断深化我们的思考。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与贡献

毛泽东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表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荡涤封建文化、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作为文化纲领,明确了中国新文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特征,并总结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双百"方针,确定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发展目标,坚持了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对中国文化事业尤其是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实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探索的历史起点。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思想,对文化强国目标的追求以及繁荣文化的举措,有着重要指导与借鉴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现代化的伟大探索

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历程中对农业现代化的探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1921年至1952年,通过民主革命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扫除体制障碍,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1953年至1978年,出于国家安全和赶超的需要,农业现代化必须服从于工业化的大局;三是1978年至2011年,改革开放带来了农业现代化的新局面,其中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80年代以"包产到户"推动农业发展阶段,90年代以产业化带动农业发展阶段,新世纪10年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全面推进阶段。

二十世纪中国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农村“大包干”

农村大包干，是新时期中国农民在农村改革中创造的家庭承包经营的主要形式。它是首先从安徽农村出现而后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的。

中国共产党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纪念香港回归三周年

香港、澳门、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原因，与大陆分离。1949年初毛泽东就确定，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但在实施步骤上，要按问题的性质和情况区别对待。因此，对香港、澳门这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应留待时机成熟时和平解决。1949年通过的全国政协《共同纲领》确认了这一原则。50年代后期，毛泽东、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了对香港“暂不收回、为我所用”的方针。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政策和措。

以史鉴今 资政育人——史家纵论《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由龚育之、金冲及、郑惠、张海鹏等担任主编,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等单位的百余位专家经四年精心编纂而成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已由线装书局出版。该书记述了20世纪一百年中国疆域内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教育、科技、艺术、体育、卫生、民族、宗教、环境、灾害、区划变更、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活动,对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及海外华侨、华人中发生的有重要影响的事务,也都有记载。全书1100多万字,共分20卷,每五年一卷,收入各种事件、信息、资料10万多条,并为500多名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和有影响的人物写了简要评传。 该书出版座谈会于9月2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现将几位史学专家在会上的发言和评论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发展理念和内涵——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几点体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胜利闭幕，在中国人民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已经进入速度趋缓、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新的历史阶段之后，在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生态环境严峻、发展要求更高的新形势下，为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交了一份切实可行的圆满方案。经过学习五中全会的精神，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论“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前的政权形式,对各地民主建政和过渡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重大意义。学术界迄今对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尚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对这一制度的产生、组织和职权,以及过渡到人民代表大会等问题作了探讨。

开放与改革同等重要

《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对国内改革开放史研究现状作了学术回顾后，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认为“长期以来，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研究以及相应的理论探讨却一直处于薄弱状态，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我认同这个判断。细究起来，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起步并不算晚。

人民政协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后职能和组织的变化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遵照斯大林的意见提前召开的。在此前后,人民政协的职能和组织随之发生重要变化。1954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为以后历届政协奠定了基础。

胡乔木对一九八二年宪法修改的贡献

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胡乔木协助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完成了1982年宪法修改任务。他的主要贡献有:一、坚持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的前面,以加强人民民主;二、对宪法序言和总纲的修改注意做到和《历史决议》及十二大文件精神一致;三、支持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规定;四、提出宪法要对"一国两制"作出相应规定;五、建议恢复乡政府、村长和在农村实行义务教育;六、提议设立国家审计机构,将审计监督制度列入宪法。

历史学应更多关注生产力研究——从一次中日学术会议谈起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深邃的眼光看到了眼花缭乱的政治纷争和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背后的最终决定因素生产方式，又从生产方式的演变中，看到了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决定因素。但是，在对历史研究中，长期以来，我们对生产力的研究，尤其是对科技进步的研究却没有收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往往把它视为生产关系和经济政策的自然产物，而忽略了生产力本身发展的规律。这固然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始终处于突出位置有关，也与从事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缺乏基本的科技知识有关。在今天，当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处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后，就历史研究来说，加强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研究就更加紧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