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害担责原则在土壤污染中的司法适用——以常外“毒地”案为分析样本

2018年12月26日备受关注的常外"毒地案"二审判决作出并生效,在原告和法院均认可适用损害担责原则并认定责任人的情况下,法院并未支持由常隆公司、常宇公司、华达公司进行生态修复的诉讼请求,引发了对损害担责原则在司法适用中的关注。在对案件中损害担责原则司法适用的逻辑进行解构后发现,原告对"担责"的认定采取"行为标准"而法院则采取"效果标准",这种适用偏差主要归因于土壤污染规范的渐趋完善、损害担责原则的不确定性以及土壤污染的自身特性。实质上反映的是损害担责原则司法适用逻辑由以主观过错所构建的传统主体责任开始向以生态修复为中心而构建的客体责任转变。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之实现——以行政权、监督权、审判权关系为视角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的实现在该制度中居于核心地位。然而通过对该类败诉案件的梳理发现,行政权、监督权和审判权运行不畅和错位将直接导致诉讼目的实现不能,主要症结在于行政权主体地位弱化、监督权不当扩张、审判权不充分能动。因此须厘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三种权力及其良性运行机制,借此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目的诉前、诉中、诉后实现路径。

中国环境法治七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环境法治建设从无到有,从紧跟世界环境法前行的步伐到引领世界环境法治建设实践,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法治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环境法治建设历经在艰难时期起步、在改革开放中健康发展、迎来新时代三个历史阶段,留下了环境立法凸显中国理念、环境执法探索中国道路、环境司法体现中国制度、环境治理弘扬中国文化的鲜明轨迹,持之以恒地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治规律,为共建人类美好家园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展望未来,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目标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从实现环境权"入宪"、启动环境法典编纂、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等方面予以积极回应和妥帖安排。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及其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将“修复生态环境”规定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之一,本文通过与恢复原状责任进行辨析从而厘清该种责任方式的性质。在区分生态环境可完全修复、无法完全修复和完全无法修复的责任承担后,对修复环境责任进行了类型化分析,并进一步提出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司法适用中须注意生态环境修复的要素性、技术标准和法律判断的统一、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的衔接3个问题。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举证责任相关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以"违法性"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此既有异于环境民事侵权诉讼,又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同。本文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归责原则切入,重点分析了原告的举证责任要件,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刑事裁判事实和有关证据、磋商阶段专业证据的审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