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学术共同体作用,推动大学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以复旦大学出版社为例

全国出版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使学术共同体再次受到关注,对大学出版社来说,出版优秀的学术著作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参与和支持。结合复旦大学出版社具体出版实践,从政治导向、内容筛选、学术质量、人文学科评价、海外输出、提升编辑队伍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等方面阐述学术共同体在出版中的重要作用,以期推动大学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

打造传世之作,助力文化传承——关于专门史类图书出版的思考

专门史类图书是原创学术图书的重要板块。当前,依靠学术团队的力量,规模宏大、品类丰富多元的专门史类图书纷纷推出,新编、新著类专门史图书的出版代表了一代人的学术成就,但因为缺乏规划,重复出版、求大求全等现象较为突出,加上此类图书选题策划难,成稿时间长,难以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针对以上痛点难点,结合复旦大学出版社专门史图书的出版实践,提出密切关注学术动态,做好选题策划;早期介入,把握成稿进度,确保项目顺利推进;统筹规划,及时总结审稿技巧,切实提高书稿质量等应对策略。

复旦大学出版社新书推介

《计算分子进化》杨子恒(Ziheng Yang)[英]著钟扬张文娟梅旖王莉译;杨继校978-7-309-06042-3/Q·69;$58.00;2008年6月出版由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伦敦大学学院杨子恒教授撰写的《计算分子进化》(Computational Molecular Evolution)一书已由复旦大学进化生物学研究中心钟扬教授等翻译成中文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杨子恒是国际知名的统计进化生物学家,

古籍的“腰封”——出版史视角下的刻本牌记刍谈

牌记是我国宋元以来古籍刻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更迭,其位置、形式、内容等亦有所变化,大体上经历了位置由内页到封面、美术特点由标识性到装饰性、主要内容由信息记录到广告宣传的演变轨迹,兼具宣传与装饰作用,可以在第一时间吸引读者的注意,从而成为书籍营销的一种载体与手段。牌记的这些特点及功能,本质上与现代图书的腰封是相通的。因此,牌记的效用除了相当于现代图书的“版权页”以外,还与“腰封”大略近似,可将其视为腰封的雏形。文章将腰封的起源延伸至我国宋元以来的刻书史,从牌记这一古籍构成要素的发展流变中?绎出其起始之端点。

民国时期陈望道编辑出版实践及理念探讨

陈望道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语言学家、教育家。然而较少引起关注的是,陈望道还是一位编辑出版家。民国时期陈望道有着丰富的编辑出版实践经历,先后主编《新青年》《民国日报·觉悟》《大江月刊》《太白》等报刊,并创办大江书铺等。本文试图将民国时期陈望道的编辑出版实践进行完整梳理,并分析其理念和特点,以期为当下的编辑出版工作提供思想理论的借鉴和指导。

整合营销传播与出版社营销创新

在出版业竞争升级、优胜劣汰越来越明显的今天,整合营销传播无疑是出版业营销创新的突破口。

出版社与大学图书馆的新型关系研究

本文回顾了出版社与图书馆合作的传统模式,分析了社会发展对开展馆社直接合作的要求,并提出了图书馆与出版社新型合作关系的建构模式和实施方法,认为直接采购基础上的双方馆配市场开发和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是馆社合作的基本策略;最后,提出了馆社合作的现状和对未来完善双方合作的展望。

出版项目制:出版社持续发展的动力

入世和转制使出版社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出版社目前的组织形式在运作中的弊端日益突出。直线一职能制的组织形式使各个部门分割开来,横向的联合和合作遇到极大制约,各自为政的编辑体制也使出版社难以形成合力。出版社实行矩阵组织结构为基础的项目制有利于克服这些弊端,对出版社的稳定发展意义重大。

内容战略转型:平台竞争背景下出版社的生存之道

在不久前落幕的第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数字出版平台高调亮相。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盛大文学、百度、华为、淘宝等移动运营商、技术商纷纷出击，分食数字内容市场。中国移动今年上半年的手机月收入高达2．85亿元，

出版社档案管理的隐患和升级

随着出版社事业的发展,出版社的数字化档案管理的方法暴露出一些安全隐患,如存档不完整、版本混乱、修订错误等。数字化版本亟待升级的问题包括数据收集与修改的同步、档案版本的回溯、图片档案检索、客户关系档案共享、版权保护、提升企业文化、档案管里制度的重建以及档案管理人员素养的提升等。

商业视角下出版社的数字化路径选择

数字化转型是出版社重要的发展议题。文章基于出版社的经营模式和网络环境分析,提出出版社数字化发展面临的三个选择:在双效益中,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双效协同发展;在自建或外包的问题上,应培育核心能力,秉持开放合作态度,有选择地进行外包;分工与协同的问题本质上是组织设计问题,出版社应充分理解平台模式,聚焦关键业务和关键流程,重构组织体系,以重获竞争力。

论大学出版社品牌战略的实施

如今出版已进入品牌时代,要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图书市场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出版社必须建构自己的品牌,以品牌吸引作者,征服读者,扩大市场占有份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品牌的树立,更关系到出版社能否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能否立于不败之地,决不能等闲视之。大学出版社的成立时间应该说不算很长(一般多在二十年左右。

高校出版社应坚持学术性特色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出版业。竞争会加剧,这已然在预料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想求得竞争态势下的生存与发展,能否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我认为出版社认清自己的优势、确立自己的定位目标,在树品牌、创特色上用功夫,是很有必要的。出版社的特色,往往即指在出书方面呈现的为社会读者所认可的。

“古籍+”:新时代大学出版社古籍工作新范式的思考

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提高古籍保护水平”“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加强古籍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做好古籍工作”。文章基于《意见》精神,认为大学出版社应当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发挥自身优势,以知识服务为办社宗旨,通过不同的联合方式,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保护利用古籍,探索“古籍+”工作新范式,做好“中间人”,不断激发古籍活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变革与国际合作——从经世书局看大学出版社如何塑造自身品牌的国际化

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数字化出版和国际版权贸易成为许多出版社寻求发展的重要方向,将数字产品输出海外更是国际合作出版的新趋势。本文主要针对当下中国出版业面临的国际趋势,分析大学出版社在对外合作出版当中的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变自身"外在"和"内在"形象以应对图书市场的变化。

我国传统出版社数据库出版著作权问题及相关实践刍议

数据库容量大、检索方便,能极大地提升搜索资料的便捷性,也成为传统出版社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是,数据库涉及海量作品,获取海量著作权授权的难题已成为其发展的瓶颈。数据库出版中,根据作品类型的不同,可以通过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和授权使用三种不同的模式依法使用他人作品。文章以我国历届获奖数据库出版物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我国传统出版社的数据库出版实践仍集中于自有资源,未来的发展方向应为拓展数据库类型,力图在现有著作权法律框架下,最大程度地开发数据库出版的发展潜力。

新中国古籍出版的肇始——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等20世纪50年代的“国家出版机关”为例

新中国为确立对出版事业的统一管理和加强规划,成立了一系列的专业出版社,通过这些国家出版机关协助出版管理部门调整有关的出版任务与出版计划。随着出版专业化和计划化的推进,发行与出版分工、古籍出版与一般出版分工,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也出现了相应的国家出版机关,即肇始于1954年、在1957年与恢复建制的中华书局合并的古籍出版社。而1958年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以中华书局为办事机构,其模式与古籍出版社的设立与运作是一脉相承的。本文将就古籍出版社等国家古籍出版机关的历史和出版成绩进行梳理,使新中国古籍整理与出版的历史面目更显清晰。

学术至上——美国大学出版社的经营特点

在世界银行中国发展项目组织下,笔者有幸于1993年4月至11月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考察。成行之前,我们对美国大学出版社的情况也略知一些,但对它们的经营环境和特征的认识,还是相当朦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