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索引与古籍整理遐思

中华书局最近出版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新整理本，没有附录索引，此前梅原郁和裴汝诚先生分别编制的两部索引都没法利用了。我们是否需要再编制一个配合新整理本的索引？事实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新整理本，仍然算不上尽善尽美，如早期的钞本仍未利用。随之的联想是，以后是否还会有新的整理本？是否会再编一个与之配合的索引？每出现一次整理本都淘汰一个索引，无疑是对学术工作者精力和时间的巨大浪费。我们是不是可以采用新的方法，来减少新整理本的出现对其索引的淘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古籍索引，还是古籍整理？

中古语音开合口在现代赣语中的演变研究

赣语中的合口化演变是零散的、鲜见的,多表现为历史层次的残留,而开口化演变则是系统的、显著的,并体现出与普通话迥异的特征。根据合口韵内部洪细的不同,开口化的规律也有所不同。中古合口一、二等韵[u]介音消失的声母次序为唇音—舌齿音—牙音,喉音在赣语中由于普遍唇化而大量变为开口;韵母次序为山摄—蟹摄—臻摄,主要受主元音[o]是否为圆唇的影响。中古合口三、四等韵[iu]介音在精组、见系字中大量演变为[i],在知系字中普遍随合口一等端系字失落。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

本文是韩国中国语文研究会和高丽大学中语中文学科共同主办、1 998年 1 2月在汉城举行的“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两个主题讲演之一。作者认为 :目前必须在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方面取得较大的突破 ,才能在总体上推动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进展。为此 ,作者提出并论证了宏观研究方面应该重视的几个问题 ,包括文学观念的检讨、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文学史分期的确立、“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界的打破等。同时 。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笔谈——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经世致用”思潮与二十世纪古代小说研究的文化沉思

The author of this essay thinks that ancient fiction study in the 20th century is undertak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wo main ideological trends of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to practical problems" and culture-academia.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culture-academia appeared during the May 4th and "new times", and formed two heights of culture-fiction study in this century. And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to practical problems"had been all the rage for nearly 80 years,thus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in the two heights above mentioned, turning academic multipoalrity into monopolarity,pulling academic culture into practical politics,and eventually into a blind alley. Observing the changes in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application of learning to practical problems" and its four stages and five lessons,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pragmatic ration"is the cultural reason why it happened. The author delves into the current value and eternal significance of ancient fiction study, and points out that both restoration and explanation are the basic ways for this subject to participate in modern cultural constuction while classroom education, publication of specialized works and news reports are the main channels of practising the above mentioned participation. Restoration and explanation, both endless, give rise to the eternal significance of ancient fiction study.

论雅言词研究与词典编纂

雅言词是指中古文献中为达到典雅的修辞目的而使用的源自儒家经典的词语。对它的专题研究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亟待填补的空白。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实践来看,雅言词的典据渊源、构成方式、意义及其历时演变等对于词典编纂有重要的意义。

简帛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读《流沙坠简》并论王国维先生简帛文书研究的贡献

上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发现大量简牍文书之后,中国本土的简牍帛书的出土,此起彼伏,蔚为大观;7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广泛开展,简帛实物出土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内容之贵、形制之丰,更是震惊世界。简帛研究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分散到综合、从草创到成熟的过程。纵观一百多年的简帛研究史,不仅涌现王国维、劳干、陈直、陈梦家、裘锡圭、森鹿三、大庭修、池田知久、何四维等多位影响深远的学者,产生出像《流沙坠简》、《汉简缀述》、《居延汉简研究》、《汉简研究》、《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等大批经典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甲骨学、敦煌学等显学比肩的重要学科——简帛学。同时,显学的魅力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学人投入其中,逐渐成为简帛研究的中坚力量。随着文字考释、简帛整理等工作的坚实展开、各学科参与研究的深入进行,全面认真梳理近百年来简帛整理与研究的得失,从方法论角度予以概括总结,为未来简帛学研究指明方向,是当下非常重要的任务。而从新的视角重读经典名著,从前辈研究中汲取营养、借鉴思路、提炼方法,是拓展未来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有鉴于此,本刊关注这一重要课题,拟连续刊载"经典重读——简帛部分"的文章,为初学者提供学术回顾,指点治学门径;为学术界简帛研究,提炼方法,增砖添瓦。

《尔雅》古今研究述评

《尔雅》作为中国语言学史上较早的一部重要著作,引起了古今学者的重视,所以研究《尔雅》者,古今不可胜数,现存的专著就有一百六十余种,论文百余篇。这些专著与论文对于《尔雅》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成就,其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不可抹煞。本文拟就古今《尔雅》的研究作一述评,以见其千余年来我国语言学界《尔雅》研究的得失功过之大概。

浅析马叙伦的“六书”研究

马叙伦从“《说文》学”和“六书”说出发考察中国文字,“六书二系”说是他的理论核心;他通过实践分析认为俗字不合“六书”,“六书”理论适用于金石刻辞文字;并吸收新材料新方法研究“六书”,阐释许慎的文字学思想。马氏的文字学思想固守传统,相对保守,但保守之中也表现出进步性,如“三书说”和语源学的思想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简牍古文书学”研究的扛鼎之作——读日本学者永田英正氏《居延汉简研究》

日本是世界四大汉学研究重镇之一,在文史哲多个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出土简牍文书研究的诸多成果,具有很好的典范意义。与甲骨学、敦煌学等学科相同,简牍帛书研究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显学之一,王国维、劳榦、陈槃、陈直、陈梦家、马先醒等先生,均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研究

唐代玄奘法师的弟子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是集唐疏大成之作,被后世尊称为《因明大疏》、《大疏》。本文论述了该书之所以能成为汉传佛教逻辑权威著作的原因,并对其主要的理论贡献和失误作了钩玄提要。

明代与江户市民文学的比较研究

明代文学的起迄时间是一三六八年到一六四四年,江户文学起讫时间是一六○三年至一八六七年,从时间上来看,它们似乎是前后相属、部分重叠的两个不同的文学阶段。但是,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文学却似乎处于同一个阶段,即市民文学阶段。中国文学从南宋后期开始,逐渐向着市民文学的阶段发展,经过元代,至元末明初,市民文学正式成熟,并在晚明时期迎来了它的高峰;日本文学自中世(即镰仓室町时期)后期开始,即已孕育着市民文学的萌芽,至江户初期全面开花,至江户后期迎来了市民文学的全盛期。因而。

阳明心学与中晚明八股文生态

作为中晚明最重要的学术文化思潮之一,被视为“叛道不经”之“新学”的阳明心学给当时的八股文坛带来巨大冲击。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促成了中晚明八股文坛“自得”之风的盛行,许多科举士子摆脱了程朱传注的禁锢,进而直接引发“性灵”思潮在晚明八股文坛产生巨大反响,许多文人士子不再将性灵汩没于程朱传注而推崇文学色彩浓郁的“性灵”八股文;而佛老因子之所以充斥中晚明八股文并屡禁不止,则与阳明及其后学“范围三教之枢”的理论底色密切相关。王阳明有意利用科举考试向天下文人士子推广其学说,科试考官尤其具有心学背景的考官对心学八股文的肯定,阳明及其后学所倡导的为学“自得之乐”之说,皆使心学浸润中晚明八股文坛甚深。

图文协商:杜甫形象塑造中的图像制造

杜诗文本对自我形象的规范,在经由编选与评注层累而成的文集系统中逐渐失范,宋人由此建构出作为典范的诗圣杜甫,成为公共话语中杜甫的历史主体形象。与此同时,宋人亦开始利用图像媒介,在相对私人的语境中,形塑杜甫更为鲜活的形象侧面。文本话语体系与图像谱系中杜甫形象的同异,直观表现为两套符号系统的表意方式,受限于各自的传播主体、受众群体、媒介形式与流通网络,而根植于两套系统背后的文化政治。图文之间不仅在语义符号层面互文,更多的时候作为两套体系生产着不同形象的杜甫,在彼此对话、竞争与协商中,合塑出一个立体的历史中的杜甫。杜甫在文本和图像中的神在与形变,既显示出历史塑造雕像的权力,也讲述着历史中重塑雕像的权利。

论佛教因明研究的整体论方法

本文用整体论方法解读印度佛教因明的两个高峰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的逻辑体系,讲清了两个因明体系的异同,纠正了国内外代表性论著对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的两个逻辑体系的种种误解。

论屈原传记的多元化衍生

作为现存最早的屈原传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虽是后世文人学者勾稽屈原生平的重要文献,但仍存在叙事抵牾的现象,而这些叙事漏洞造成了屈原生平的空白,为后世留下多重解读其身份的空间,甚至出现了质疑其真实性的声音。为此,后世文人在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如东汉刘向注重叙述细节,搭建完整的故事框架;班固、王逸、洪兴祖等人则依据不同的创作理念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以差异性改编,择取不同的材料对屈原生平故事进行区别化处理,从而共同推动了屈原生平故事的多元发展。

《越缦堂日记》的传播与影响

李慈铭自青年时期即立志写日记,入京捐官后,更执着于日记写作,家国变乱、琐屑日常,皆录入日记,预备为传世之作。民国间《越缦堂日记》采用预售方式影印出版,是出版史上的先例,具有极高的关注度。问世百余年来久盛不衰,推为“晚清四大日记”之首,作者性情之真、才华之高,折服不少学人,虽受诟病,仍不失为近代文坛的经典。李氏日记写作时已在学人间传阅、评点、摘录,凸显出交流功能,蕴含作者传播、流传的意图。日记由传统的私密记录到公开出版,李慈铭日记手稿上友人的评点,是日记的私密特性演变到公开性的重要实据。

“札”字音义考

文章系统地梳理了上古至中古汉语文献中“札”字的音义材料,厘清了“札”字两系词义及其语音脉络:(1)本义为“木片”系义项,音在庄母黠韵;(2)假借义为“死亡”系义项,由于音近而从精母薛韵的“”字借入,该词可能来源于南亚语。由此,文章指出了《汉语大字典》等辞书在“札”字义项编排方面的不足;又从语言出发,进一步检讨了高本汉、罗杰瑞、梅祖麟等外国学者对于“札”字音义的分析,认为在进行上古音构拟时,不应当拘泥于字形,而应在考求本字后再进行科学的古音构拟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