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镇乡祭祀体系中的地方与国家——以上海金泽镇及苏、松二府为例

民间信仰的神祇,不仅具有地方意义,而且其诸多形式亦具有国家象征意义,而以民间信仰来讨论"国家"与"地方"之关系,乃是当今宗教学界所忽略者。兹以上海市郊金泽镇所存地方信仰祭祀形式为例,尝试提供一种新的民间宗教研究视角。金泽镇位于上海市青浦区,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套以"杨老爷"为核心的民间宗教,镇上"桥桥有庙,庙庙有桥"的信仰格局,俨然延续了明清儒家祠祀体系,体现出近世以来的江南地方信仰模式的诸多特点。江南民间宗教是一个完整的信仰系统,儒教祠祀表现出"国家"特征,众多的老爷信仰则表现出"地方"性质。基于金泽镇的当代田野调查和江南苏、松二府地方志的文献整理,可以看出乡镇一级的祠祀系统,是维持江南地方社会的重要支柱。

中国宗教研究的类型学问题——从江南民间宗教出发

本文认为,中国现有宗教社会学研究缺乏类型学,因此在＂西方普适论＂和＂中国例外论＂之间形成了很深的鸿沟,也妨碍了进行必要的理论建构。在回顾西方宗教和中国宗教的类型学的既往资源之后,本文提出了对中国宗教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基本设想和目标。基于2013年以来对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成果,本文尝试对中国宗教进行初步的类型学研究。

论佛教逻辑中推论前提的真实性问题

本文将陈那、法称因明与西方传统的三段论相比较,指出佛教逻辑从推论前提是否为真的角度来建立推论的基本规则即因三相;西方传统的三段论从形式是否有效的角度来建立推论的一般规则,这反映了佛教逻辑与西方逻辑的根本差异。本文首先指出佛教逻辑中的典型谬误即似因并非形式谬误,其致误之由在于前提为假。佛教逻辑从实质的角度来探讨有效性,不同于西方逻辑形式有效性的概念。佛教逻辑所说的推论其实都是论证。推论前提的真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因三相的保证,又因陈那、法称因三相的不同而有区别。陈那的因后二相由于除宗有法的限制,只是前提为真的一种例证,其推论并非演绎;法称的因三相则全面保证了前提的真,其推论达到了演绎。法称恰恰是通过剖析推论前提为真的知识论基础从而改造了陈那因明,这体现了佛教逻辑的知识论性格。实际上,佛教逻辑关注前提的真,这已经预示了它在历史的发展中向佛教知识论(量论)的必然转化。

试论《古兰经》的妇女观

随着西方基督教国家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妇女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似乎凸显为一个不小的问题。其实,只是在经历了历史上的牺牲和痛苦的奋斗之后,西方妇女至今才开始获得《古兰经》在十几个世纪前就已为穆斯林妇女所确立起来的地位。《古兰经》赋予妇女与男子平等却不相同的权利这一事实表明,伊斯兰教破除了犹太—基督教传统有关"夏娃"是人类犯下"原罪"的罪魁祸首的情结,真正给予女性应得的权利,承认并尊重女性的独立人格。

论佛教因明研究的整体论方法

本文用整体论方法解读印度佛教因明的两个高峰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的逻辑体系,讲清了两个因明体系的异同,纠正了国内外代表性论著对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的两个逻辑体系的种种误解。

《古兰经》文本探究

《古兰经》文本像《圣经》一样经历了自身的正典化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结晶的"奥斯曼本"呈现出一些显著的文本特征和线索。把握《古兰经》的这些特征和线索,不仅有助于人们判断经章降示的顺序和主题,而且有助于从学理上纠正某些代表性的西方学者所谓《古兰经》文本存在缺陷的偏见。

谢列贝克斯圣经诠释中的基督论

本文对罗马天主教著名神学家谢列贝克斯的基督论思想中具有争议但又富有创意的观点进行介绍,诸如复活、空坟墓并非早期教会最初的基督信仰;复活的基督论只是其时四种基督论(其他三种为神人基督论、智慧基督论和再临基督论)中的一种;这些基督论作为早期教会的福传(kergyma),是建立在当时的教会经验即'耶稣记忆'中的;末世先知的基督论才是所有这些基督论的最早原型等等。指出,谢氏的分析不仅建立在同观福音和圣经正典上,也引用了许多典外文献;他强调基督教福传和犹太旧约传统之间的继承性,对不同基督论的理论源头以及耶稣自身的经验(特别将其中的'阿爸经验'看作一生传道实践的基础和核心)等做出论述,都试图指出这种内在的连续性。最后指出,虽然谢氏的说法引起争议,但是这种正视犹太一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将圣经神学和教义神学结合的努力仍不失是当今基督论和圣经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

论金鲁贤主教关于社会服务的思想

我们应反省自己。我们是口里喊着＂主啊!主啊!＂而不承行主旨的人吗？是把重担压在别人肩上自己却不肯动一下指头的人吗？我们是不是装伪作假、是耶稣所痛恨的那些经师和法利赛人式的人呢？是不是只顾自己享受、心中不断和人攀比,整日只想着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而从不想着穷人的人呢？——金鲁贤,2004年11月诸圣瞻礼讲道 金鲁贤主教离开我们三周年了，今年6月20日是主教百岁诞辰。

厌离、转身与授记——以女身成佛为中心

本文依据大小乘佛教经典,以"女身成佛"为中心,围绕"否定与厌离"、"转身"、"女身授记"三大议题,分别从"根性"、"空性"、"佛性"三个层次对女性佛学的核心议题给予深度诠释。从女性视角切入的对经典深入与多元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把握一佛乘教法的完整义趣,并为当代佛教女性文化构建理论根基。

全真道教史研究的另一种取向——读蜂屋邦夫《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阳与马丹阳》

蜂屋邦夫的《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阳与马丹阳》一书,将大量的细节补充到被后代编撰的教史、碑铭所刻意简化或神化的早期教史之中,为我们再现出一个日常化的人在寻求精神超越的过程中所曾遭遇过的种种矛盾与犹豫。而这些数据记载与后来构建的教史相矛盾的地方,正反映出随着全真教地位的上升,外部世界对它的反应与产生的"紧张感"。

佛教逻辑学的论辩解释与认知解释——陈那、法称与因明

佛教逻辑有别于西方形式逻辑的一项重要特征,在于对论证前提为真的强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因三相"理论。论证前提的真,在陈那著作中又被理解为辩论主体将该前提确定为真。这种"确定"体现为文献中对"极成"(prasiddha)、"成"(siddha)、"决定"(ni?cita)、"见"(d???a)、"已知"(vidita)的强调。这些表达辩论者认知状态的词汇,皆可概括为佛教逻辑中的"认知算子"(epistemic operator)。本文通过研究东亚因明与法称两个传统对陈那《正理门论》中"决定同许"的理论设定的不同解释,说明因明传统在陈那奠定的方向上,进一步采取了"论辩解释"(dialect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辩论的情境中为辩论的双方承认为真(共许、同许)。法称《释量论自注》对陈那"决定同许"的解释,则表明由他开启的传统在陈那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认知解释"(epistem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得到确定(ni?cita/ni?caya,决定),即为有效认知的手段(量)所证成。这是因明传统与法称传统的一项根本差异。因明传统对辩论术的关注,极有可能反映了法称以前印度学界对陈那思想的诠释路径。

“大开圆解”解读

本文依据智顗所著《摩诃止观》,解读天台"圆顿止观"的根本加行——"大开圆解"的实践义涵,及其正解圆开的教授方法。力图融和"教理"与"观行"两个角度,充分尊重佛教的特质,以佛教自身的实践原则,以智顗的止观教学法解读其所教授的止观法门。智顗止观加行理论及实践对重建当代中国汉传佛教道次第系统具有重要价值。

反思、退省和再启蒙--王元化先生的晚年之学

王元化的“第三次反思”采用黑格尔哲学式的理念,对他的早年思想和学术做了进一步的继承和扬弃。他的思想方法是从德国哲学汲取的“反思”(Reflection),他的精神资源来自家族信仰中的“退省”(Retreat),而根本的思想特征仍然是早年萌发的“启蒙”,是经过“第三次反思”之后的“再启蒙”(Re-enlightenment)。王元化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他是一位对于旧世纪中国人的百年历史展开批判,对新世纪人类未定蓝图有着关怀和憧憬的思想家,他在最后二十年中留给了我们一份珍贵的“晚年之学”。

一场关于天主观的当代争议——以神学家詹森的《追寻永生之天主》与主教团立场的冲突为中心

天主的不可知性是基督宗教的教理,它不同于对天主的不可知论,天主教会内自然神学和神秘主义长期并存的传统都见证了这个教理。在近代启蒙哲学和新教改革的冲击下,不可知论盛行、自然神学遭遇挑战。本文聚焦当代天主观,围绕受到教会官方批评的美国当代天主教女性神学家詹森《追寻永生之天主》著作争论,将涉及的天主的不可知性、类比理论、寓言或象征的宗教语言的本质等问题结合起来,并将之放在教会神学发展史中去检讨。本文认为,詹森在表述上确实有新教神学的倾向,强调了类比认知的否定性特征,文章最后还指出,这场围绕詹森著作的天主观的当代争议,不仅体现了近代和现代不同神学范式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有教会的具体现实背景。

龙华民对中国宗教本质的论述及其影响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龙华民在继承了利玛窦传教事业之后,对前任的宗教和文化策略有重大异议,并为此写作了《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成为中国教会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该文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宗教学、儒家和儒教思想、比较经学领域中的最重要文献之一。该文在17、18、19世纪的欧洲有各种版本流行,通过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著述,其结论渗透到关于中国文化、儒家学说和中国宗教的各种判断之中,并在19、20世纪影响中国本土学者。翻译这本要著为中文,理清中西方经学和神学之间的互动与诠释,对理解中国宗教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用文献考证、中西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经学,是追本溯源解释中国思想本质的关键。

三教通体:士大夫的宗教态度

本文综合近代中外学者对于中国(民间)宗教的论述,在现代宗教学的理论框架下观察儒家对于儒、道、佛三教的信仰态度,揭示中国文化确实存在着"儒表佛里""儒表道里"的特征。考察宋明以降直到清代民国江南士大夫在乡镇之间的信仰生活,不难看到儒家的宗教性。这种宗教性既反映在儒家的"经学"中间,更是根植于从古至今的民间信仰实践。明清时期儒家学说中强调的"三教合一",还不足以说明儒家的宗教性,"三教通体"的说法,更能说明儒学与民众信仰生活的渊源关系。

儒家的“宗教性”:儒教问题争论的新路径

一、“儒家是否宗教”的争论与困境 关于“儒家是否宗教”，一直争论不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尤其是叫，国礼仪之争”时期：清末民初变法者提倡国体、政体改革，面临着儒家如何定位的问题．戊戌变法之际．康有为要立“孔教”．而“五四”新青年则提出打倒孔家店；1978年自任继愈提出“儒教是教”说至今，该问题争论持续升温。

龙华民与中国神学的谱系学——译名之争、龙华民论文与中国自然神学的发现

1610年,在利玛窦逝世后不久,他的接班人龙华民用他的论文开启了一场争论:龙华民对于利玛窦和其追随者对于基督宗教的神和天主教神学关键词语的中文译名产生疑窦。被流放到澳门的日本耶稣会士对此持有更为强烈的批判态度。尽管在耶稣会传教士中对译名的争论产生了妥协,接受了利玛窦所提出的几个译名的可能性,但是这也带来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一篇耶稣会内部的论文,约在1623-1624年由龙华民撰写而成,于1701年在巴黎出版。通过该论文的法文版,莱布尼茨在他的论文'Discours sur la the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中得出一个与龙华民截然不同的结论,他在龙华民所访查的中国基督教文人的观念中发现了'自然神学',而他认为这样的'自然神学'比笛卡尔更接近基督教信仰的精神。为建立中国神学的谱系学,龙华民论文中对于经书注释的研究很有价值:龙华民非常真诚地记录了中国基督教文人向他坦言的有关术语和教义的问题,但他个人显然无法全然理解中国文人的'心灵神学':他们的感受性与龙华民长期所接受的西方经学的思考方式截然不同。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现代读者而言,中国的皈依者所使用的神学方法更倾向于罗耀拉式的灵修内观,而不是龙华民所使用的神学方法。

哈贝马斯论多元文化生活背景下的宗教宽容

宗教宽容最初作为对宗教信仰冲突和宗教战争的回应,其起源有着特殊的近代欧洲的历史背景。随着现代社会世俗化以及全球化进程,政治共同体内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多元化的生活背景比宗教宽容起源时代的社会背景更为复杂。在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多元化的政治共同体中,如何把来自不同信仰和世界观传统中的公民整合起来是一个持续的问题。哈贝马斯重新解释宗教宽容就是想为澄清和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基础。宗教宽容的背后是承认政治和话语伦理。

有关韩国基督教世俗化的经验性研究——从宗教衰退论和宗教变形论的角度审视

世俗化(Secularization)理论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还在激烈议论的主题。这种理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人们已经进入了产业化、都市化和信息化时代,所以与之相应的宗教也发生变化。韩国基督教伴随着世俗化及产业化的复兴同步增长,但在90年代后增长率则持续放缓。韩国基督教表现出了世俗化的倾向。在宗教社会学者们所主张的世俗化理论中,宗教世俗化现象表现为几种不同的形态,本文主要以布赖恩·威尔逊(Bryan R.Wilson)的“宗教衰退理论”(Decline Theory)和皮特·伯格(Peter L.Berger)的“宗教变形理论”(Transposition Theory)为中心,对韩国基督教的世俗化现象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