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经历释证——以新出《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为中心

新出土的高适之父《高崇文玄堂记》、之侄《高逸墓志》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家世及其早年经历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对历来争论很多的高适生年重新加以考释,综合考订了高适家族高崇文、高崇德、高崇礼三支的仕宦、婚姻情况,并对高适早年生活经历、本人与家庭的关系、仕宦生涯的几个关键转折点等学界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新解。

汉金文“杜宜”考识——兼谈汉代铜器铭文的宫名“省写”现象

容庚《汉金文录》卷一著录有两件汉代“杜鼎”，两鼎器盖各有两组刻铭，现将两鼎器盖铭文转录如下：

《舊唐書·職官志》編纂及史源綜考

本文通過檢討《舊唐書·職官志》各卷的史源,發現其文本依傍並非同一。《志一》“永泰二年官品”,實是唐紀傳體《國史》中韋述、柳芳、于休烈等遞相增補的官品表,《志二》《志三》則由五代史臣簡單删併《六典》及前後《會要》而成。《舊志》的迻録與拼綴反映了《舊唐書》諸志編纂過程的一個側面;對《舊志》材料的溯源查考,可更具體而準確地認知其文獻價值,進而重新省思傳統史志的“規範化”問題。

《资治通鉴》文献研究述评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是北宋司马光与其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历时二十余年勠力而成的一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叙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以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史事,其取材之丰赡宏富,考订之绵密精审,素为士林所称。

“信史”背後——以武后對歷史書寫的政治操控爲中心

雖然秉筆直書是中國傳統對於史官一貫的要求,然而歷史被書寫的過程中始終受到政治的左右,因爲權力需要借助歷史來引導輿論、宣示其合法性,甚至由此規訓一個時代的歷史記憶。出身寒微的武后以先帝嬪妃之身登上后位,並最終締造武周皇朝,這一過程始終伴隨着她對自身、先世以及李唐王朝歷史的改寫和重塑。本文梳理了武后在身爲皇后之時和掌握最高權力之後對歷史書寫的操控,展示了其通過改國史、立豐碑、修唐書等行動來追崇武氏先世,定義李氏前朝的歷史過程,表明在佛教、讖緯、符瑞等信仰因素之外,歷史書寫也是武后宣示其權力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谁是司马氏的敌人:地方势力与淮南三叛

淮南三叛是魏末政治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以往学者皆将其视为忠于曹氏的政治力量对司马氏专权的反抗,而没有注意到王淩、毌丘俭、诸葛诞三人无论是在出身、经历、文化上皆有显著的不同,三人高举反对司马氏大旗的背后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盘算与目标。曹魏中后期淮南地方势力的形成,与四征将军的体制及对抗吴国的军事需要有关,淮南问题的实质是曹魏政治中已形成的地方势力与司马氏嬗代前清除异质力量的需要之间的冲突,而淮南将帅本人的政治倾向只是其中次要的因素。

药元福墓志考——兼论药氏的源流与沙陀化

新发现的药元福墓志为研究五代史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其记载多有可与传世文献互相发明之处。借助药元福墓志提示的信息,活跃于五代的药氏,应出自沙陀三部落,根据墓志可对其族属源流及沙陀化的过程作一些推测,并有助于重新认识沙陀族群构造的复杂性。

唐职员令复原与研究--以北宋前期文献中新见佚文为中心

北宋类书《类要》保存了46条唐职员令佚文,为唐代职员令的复原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其中出现的唐代不同时期的制度,提示北宋前期可能通过各种方式保存了唐代各个时期的令文,因此唐令复原应该充分注意辨别令文的时代性,而不应着眼于与传世文献在文字上的相似,也不应仅仅局限于某些年度的令文。

《新五代史》宋元本溯源

《新五代史》由於作者的巨大聲名,在歐陽脩生前及去世後不久即廣爲流布,本文通過對《通鑑考異》《雞肋集·五代雜論》及吴縝《五代史纂誤》引《歐史》的梳理,展示了《新五代史》在歐陽脩去世後二十年内各類文本的面貌,並通過抉發《新五代史》北宋文本與現存宋元本之間的聯繫,梳理了現存宋元本的版本系統,並展示了現存宋元本各自獨特的文獻價值。

士族研究中的問題與主義——以《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爲中心

伊沛霞《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一書的出版與1970年代以來美國漢學社會史研究興起的風氣密切相關,作者一方面發展了日本學者士族個案研究的傳統,另一方面化用西方社會學理論,並較爲充分地利用了考古報告、墓誌等出土資料,試圖通過家族的個案研究,突破王朝史的框架,展現秦漢至隋唐中國社會的變遷。儘管該書在理論預設、史料運用等方面尚有商榷的餘地,但在當時無疑是一部"預流"之作,並在中、日兩國學界都引起了反響。本文借助對該書的討論,回顧了三十餘年來中文世界士族研究的演進脈絡,分析得失,進而展望士族研究重新出發的前景與可能。

盖棺论未定:唐代官员身后的形象制作

本文通过行状这一唐代官员身后最早形成的记述其一生功过事迹的文体在谥议、神道碑、国史本传中的层层演变,展现了国家出于政治目的对于官员死后形象的刻意塑造。而这一君臣之间的互动过程,造成了流传至今的史料丰富的层次性,而在这些多层次的史料的罅隙间散落着更为真实的历史细节。

从《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

《罗让碑》是反映唐末魏博政治与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唐末魏博的多次变乱,反映出魏博内部军将阶层与牙军之间的矛盾,牙军自利与保守的性格,使魏博在唐末乱世中失去了扩张的动力。神道碑是唐王朝确立君臣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碑志作为一种显著的政治景观,对于当时的社会心理及文化传播具有较大的影响,中晚唐河北的巨型碑志成为藩镇彰显权力合法性及形塑地方认同的工具。《罗让碑》建立的前后因果便是一个典型案例,罗弘信出身低微,有意在碑文中宣扬唐廷的恩遇,并造作符谶,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罗让碑》形制上僭越与文字上恭谨形成的对比,忠义意识传播与藩镇半独立地位之间的张力,都反映出中晚唐河北政治文化的复杂内涵。

《太平御览》引“唐书”再检讨

《太平御览》引"唐书"所指究竟为何,自清代以来,学界即多有讨论,本文通过晏殊《类要》中所引唐实录以及其它一些列文献与《太平御览》引"唐书"的比对,揭示了《太平御览》引"唐书"之中包含了唐代的历朝实录等唐代官修史书。同时对唐宋文献中"唐书"一词涵义的分析,认为唐宋人所谓"唐书"包括了韦述等所撰一百三十卷纪传体唐国史、唐代历朝实录以及《唐会要》等唐代史籍,从而从当时的语境与观念的角度揭示《太平御览》引"唐书"应系唐史文献之通名而非某一部书之专名。

《云溪友议》十二卷本考述——以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两部钞本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两个稀见《云溪友议》十二卷本钞本的介绍,揭示了《云溪友议》十二卷本的真实面貌,并通过这两个文本与通行三卷本以及北宋王谠所编《唐语林》的比较,提出《云溪友议》十二卷本系统来源于北宋时期已经存在的古本,而今日通行的《稗海》所收十二卷本已经明人臆改的观点,由此认为在《云溪友议》的整理与研究中,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这两个十二卷本钞本有着重要的版本价值。

五星会聚与安史起兵的政治宣传——新发现燕《严复墓志》考释

最近发现的安禄山谋主严庄之父严复的墓志为我们研究安史之乱的政治背景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安禄山利用天宝九载四星聚尾的天象异动作为其起兵的政治号召,选择以燕作为国号或许也与这一谶言有关。安禄山又利用五德终始理论,宣扬金土相代之说,建构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根据墓志可以推断安庆绪在谋杀安禄山后,在近一年的时间内仍然尊其为太上皇,并沿用圣武的年号。墓志的作者赵骅是天宝间著名的文人,本文对他出仕安史伪官前后的经历进行了考证。

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

上官婉儿是中宗时代重要的政治人物,其墓志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宗朝的政治史提供了重要的新史料。分析新旧《唐书·上官昭容传》的史源,可以注意到《旧唐书》本传反映了玄宗时代对上官婉儿的负面评价,而《新唐书》则取材于《景龙文馆记》等。结合墓志与传世文献,探讨了上官婉儿的政治角色,及皇权性别转换的现实与才女政治的关系。以上官婉儿在景龙年间的守制与起复为中心,分析了中宗朝政局的复杂性。

汉成帝元延三年侯国地理分布研究

西汉时期,汉廷先后分封八百余个侯国,对于这些侯国的地理分布特征,向来不甚明了。通过《汉书·地理志》及《汉书》相关侯表,可以复原汉成帝元延三年的侯国地理分布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西汉末年的侯国分布存在显著地域特征。三辅、边郡、王国地区均无侯国分布。侯国只分布在"内郡"范围内,且空间分布极不均衡。汉末侯国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推恩令"、"广关"、"京畿拓展"等地域控制策略的执行紧密相关,同时也反映出汉代政治地域观念的某些特点。

魏晋易代之际的石苞--兼论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有效性

政治集团学说是中古政治史研究中常见的分析范式,但过度依赖这一研究范式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只看得见"政治集团"而看不见"政治人"的历史叙事困境,遮蔽了政治人物生命历程的复杂性。石苞作为晋初的重要功臣,按照传统的政治集团划分无疑属于司马氏的死党,但其在泰始四年突然遭到晋武帝的猜忌,险些酿成第四次淮南之乱,成为晋初政治史上的一桩悬案。其原因在于所谓司马氏集团本身并非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概念,其权力核心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断更替,咸宁元年配飨功臣名单便是反映这一变化的重要史料,石苞的失宠与司马昭后期政局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族到家:宗室势力与西晋政治的转型

晋初宗室势力与皇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共生关系,晋武帝时代先后在泰始、咸宁、太康年间三次分封、调整诸侯王,每次都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通过多次调整诸侯王国格局,晋武帝完成了魏末以家族为单位的权臣政治向以帝王为中心的皇权政治这一权力结构的转化,并成功地将晋初以宗室诸王为主的分封格局扭转为以帝系诸王为主,确立了皇族在宗室中的核心地位。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