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这也是一部哲学史》中作为“自我理解”的哲学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阿佩尔商谈理论为背景

根据哈贝马斯的《这也是一部哲学史》(2019),脱离“为对世界和自我的理性理解做出贡献的那种自我指涉关系”,哲学就会“屈从于一种科学主义的自我误解”,并因此放弃“适合它自身的东西”。在1960-1980年代的出版作品中,哈贝马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对类历史的自我反思”的观点。在这一时期,他关于类历史的规范性发展逻辑定理是他对哲学的历史作用所作理解的关键部分。不过,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2)中,他处理的是这个定理中的核心方法论问题:一种规范性发展逻辑既不能立足于从开始就固定下来的历史目的论,也不能从那些“成功传统的应急池”中得出。在《这也是一部哲学史》中,哈贝马斯从一个缓和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接受了对类历史进行自我反思的观点,并将规范性发展逻辑定理还原为其在经验上可展示的内容。对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所处理的这个定理的方法论问题,阿佩尔在其晚期著作中给出了回答。阿佩尔用他的“自我征询原则”修改了哈贝马斯接受对类历史进行自我反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案的方式,从而使对真理的先验语用标准和商谈伦理规范的承认必须被假设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准目的”。通过谈论“准目的”,阿佩尔将自己与“历史由目的引导”的形而上学假设拉开距离。相反,自我征询原则旨在进行具有实际目的的历史重建:通过将先验语用和商谈伦理的合理性标准作为评估发展现状的决定性标准,它想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挖掘尚未被开发的、可以描述性地展示的潜力,并促进这些潜力的实现。

恩格斯晚期的资本主义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在恩格斯晚期作品中,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重心是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存在根本性矛盾。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不可或缺的高效国家行政机制逐步完善,在削弱封建贵族特权的同时,促进了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的迫切需求成为欧洲殖民扩张的驱动力。恩格斯和马克思都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迟早会触及自身不可逾越的边界,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恩格斯预言,西方国家在此情形下会承担起经济操控的职能,即作为“资本主义机器”施行国家职能。因此,不断升级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终将集中爆发,恩格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25年便预言了战争的到来。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灾难之后,资本主义发展有所复苏,但其发展态势却在近几十年中愈发颓败。恩格斯关于西方国家将由于系统性危机成为“资本主义机器”施行国家职能的预言,完全契合当下形势。同样,恩格斯关于脱缰的军事冲突升级的警示,也极具当下意义。北约组织(NATO)的再定义,即从原来的“北大西洋防御共同体”到当下的“全球性干预力量”,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试图以军事力量维系摇摇欲坠的全球霸权的尝试。这种尝试不仅注定失败,并且极其危险。

恩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吗?

恩格斯并没有把他的哲学立场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而是更倾向于使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一词,认为他和马克思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认为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在布尔什维克的传统里,"辩证唯物主义"被列宁和斯大林确立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名称。这种名称上的变化反映了对恩格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片面理解。列宁和斯大林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恩格斯力图对它们进行调解。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接受了黑格尔系统的三大划分,即自然科学进入黑格尔自然哲学的位置、历史科学进入他的精神哲学的位置、在"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中形成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辩证"原理"与黑格尔的逻辑并列地成为真正的哲学。恩格斯认为"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能够把握存在的原理,这样的主张包括如下唯心主义观点,即存在的概念必须限制在我们的经验领域内。恩格斯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特征以培根关于人类知识的实践来源的论述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