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应用型高等教育的特色与发展前景

20世纪70年代初建立起的高等专科学校(Fachhochschule)意在填补以传授理论知识为导向的大学教育和双元制职业培训体系之间在结构上的空隙。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类高校已经从单纯的教学机构发展成为应用科学大学(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即把教学和应用研究理所当然地统一起来,并赋予其生命。推动这一发展的重要因素除了博洛尼亚改革之外,还有年轻的、重视科研的学者的加入,即教授队伍的更新换代。应用科学大学的核心特征是在人才培养中重视实践性和从事应用研究,包括把科研成果转移到中小企业。然而,针对应用科学大学的资金预算和相关体制上的框架条件急需跟进。在此应当提高对科研人员和科研基础设施的预算,另外,研究型教授的教学负担也应降低。

发展政策体系：我们站在哪里？我们走向何方？

本文从叙事(为什么)、战略(是什么)和实操路径(怎么办)3个维度来识别和检验近年来发展政策体系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是多种多样的,从新的叙事被植入发展政策框架(如移民叙事),到新的战略考量(如发展中国家的“毕业”问题),到新的政策工具(与私营部门相配合的发展融资形式),再到项目实施的新理念(前沿技术的应用)。我们将讨论这些变化趋势对更广泛的发展政策体系整体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化是否密切相关、互为基础、彼此触发?或者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发展政策框架下的行为体,其实施战略及其在伙伴国的实操路径之间的脱节?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大量专家访谈和会议收集到的信息,通过探讨当前的发展趋势,揭示发展政策体系中的叙事(为什么)、战略(是什么)和实操路径(怎么办)之间持续存在的脱节,以此来阐明上述问题。关于这种脱节研究的重要性正在增强。尤其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的实现需要更为广泛的全球合作。发展政策体系脱节持续存在、甚至仍在恶化,所带来的问题将更为严重。

社会发展与联合国体系

90年代 ,联合国颇可为“社会发展”的重新受到重视而骄傲。社会问题无疑属于整个联合国机制中的核心任务 ,尽管工作是由各个国家承担。联合国及其专业机构———尽管它们之间还存在重要分歧———有着一些优势 ,可以在发展合作方面对促进社会发展做出适当的贡献。然而 ,它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短处 ,明显降低了它们的作用 ,譬如说工作的零零碎碎 ,又譬如说总把各国政府作为对象 (如在措施的落实中 )。另外 ,在社会发展领域 ,联合国理论上能做什么 (例如所谓的“20/20倡议”与“人类发展报告”)与各国在实践中能做什么 ,这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距。显然 ,目前需要加大改革力度 ,以使联合国及其专业机构能对社会发展及其他重要的发展政策任务做出更实在的贡献。

中国是否准备好开放资本账户?

中国人民银行试图利用人民币国际化的讨论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以及推动货币和汇率政策的改革。3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连同其他五个部委宣布取消对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限制。

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中国和印度

冷战后多行为体、多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兴起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更多的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制度的空间,而九一一事件则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化。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印度却崛起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舞台上的关键性参与者,并以强大的力量开始重塑全球治理架构。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政策、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带来了新的挑战。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全球治理理论可能带来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作者给出了一项简要的研究议程。

超越八国集团的全球治理:高峰会议机制的改革前景

作为西方主要国家最重要的非正式会晤机制,八国集团高峰会议长期以来一直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的迅速发展和日益强大,世界权力结构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变革,其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西方工业化国家自18世纪末工业革命时期起取得的绝对优势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全球治理机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作者重点考察了当前八国集团高峰会议机制在协调世界经济政策以及应对其他全球性事务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并详细讨论了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作者指出,为了解决当前全球面临的各种严峻威胁(暴力冲突、恐怖主义、贫困问题、环境破坏、传染疾病等等),应该让经过改革后的联合国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这是未来建立有效和公正的多边主义体制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