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亚里斯多德解读《四书》——卫方济(Fran?ois Noel)的汉学著作

18世纪初传教士卫方济对儒家思想的译介和研究,是耶稣会"适应政策"的典型体现。经院哲学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亚里斯多德哲学,而卫方济正是以亚里斯多德为中介来诠释《四书》的;他对"理智"、"中道"的解读,显示了亚里斯多德与儒学之间会通的多种可能性。从中世纪后期直至18世纪,亚里斯多德式的"理性"曾是基督教与欧洲之外各种异教思想实现交流与会通的促成因素,不过,从18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中心主义式的"理性"观念却造成了欧洲与欧洲外思想的隔阂。

孔子作为启蒙的催化剂

十七世纪初叶,儒家思想经耶稣会士西传并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引起了震动。莱布尼茨,尤其是沃尔夫把儒家的《四书》看作为绝无仅有的实践哲学,不仅从中找到了哲学思想上的认同,而且致力于儒家思想的西化和传播。基于儒家经典基础上的儒家道德思想和政治学说,给西方视基督耶稣为唯一的世界观以巨大冲击,并作为一种催化剂,给予西方的启蒙运动以补充。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儒家学说对欧洲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问题,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

口述传统在哲学史中的地位:方法论考量

今天,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哲学家们越来越一致地认为,在重建哲学史时必须同时考虑到书面和口述材料。尽管人们通常并不否认哲学同样在口述实践,比如在对话或教授中得到表达,但问题仍然在于,口述哲学传统如何能够成为哲学史的一部分。这取决于众多的方法论问题。文章以当代非洲哲学话语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例子为基础,讨论了口述传统对哲学史学构成的方法论挑战,重点关注了哲学与书面文本以及哲学与实践的关系。文章认为,转向哲学实践可以为我们认识口述社会中的哲学提供新的洞见。

哲学史的全球化与一种转化现象学的观念

自21世纪初以来,全球化已成为人文科学的中心论题。人文科学中的日趋更甚的话语全球化在20世纪已经可以看到。在哲学界,尤其是世界哲学大会自1900年以来一直在推动论题框架的全球化。在这些发展的促动下,各种不同的哲学史以多种不同的语言在世界各地涌现。此外,自21世纪以来,全球哲学史的撰写日渐增进。作为处理当今哲学中的论题多样性的一种方法,笔者在本文的尾段论述一种转化现象学进路。

气候政策需要民主和公众参与

在关于气候保护这个主题的讨论中,迄今为止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输出表现和政府的治理能力上。相反,输入方面却鲜有人关注。不管在政治层面,还是在政治科学讨论领域都是如此。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在气候政策中片面关注输出方面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方式并不关注公民作为个体以及社会作为整体所能做出及必须做出的潜在贡献。气候政治决策的效用和可持续性绝非仅仅依赖于国家行政机构自上而下的管控,而是也同样程度地依赖于公众、市民社会和其他非国家组织自下而上的视角。后者能够参与输入的行为空间和行为可能性越大,被纳入决策进程以及决策实施过程的程度越高,气候政策的效能也越高,可持续性也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