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真理——关于尼采的几点思考

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指出,“到来中的哲学家”许诺了一种哲学的真理,不同于寻常的事实真理,哲学的真理是具有个体性的。尼采的论证借用了康德那里的“知性特征”,但他把权力意志进行了普遍化,使之作为万物的“知性特征”,以此提供一种并非源自事实的理解世界的可能性。进一步地,尼采建议用“可显现性的层次”来取代“真”与“假”之间的本质对立。讨论哲学的真理是否有效,就要去讨论显现的特征,包括显现的层次以及显现之可能性,而这是自由精神们的任务。

“朝向对象的悠长而温和的目光”:关于海德格尔与阿多诺之思的思考

阿多诺的“朝向对象的悠长而温和的目光”和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是对待事物的两种相似的聚精会神和耐心的态度,都是面对对象的一种无作为的心态,都表现出与主体性哲学统治原则的不同旨趣,即不是去主动地认识、控制对象,而是让对象展现自身。

让艺术为历史建基——论海德格尔艺术批评的历史维度

海德格尔与夏皮罗有关梵·高的画作《鞋》的阐释之争近年来重新激起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兴趣,批评海德格尔者有之,为其辩护者亦有之,然而无论学者们的观点存在多大的分歧,有一点却似乎已经成为共识,即认为海德格尔的艺术批评主要源自艺术哲学,缺乏像夏皮罗那样的艺术史眼光。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误解,实际上海氏的艺术批评始终贯穿着一个历史维度,因为他同样追问了艺术的历史,而且十分关注艺术与历史的关系。只不过夏皮罗考察的是具体艺术作品的历史,海德格尔探究的却是艺术之本质的起源。前者主张把历史作为评价艺术的基础,后者却试图让艺术为历史建基。纵观海德格尔的艺术批评,这一维度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让艺术为此在历史建基、让艺术为民族历史建基以及让艺术为存有历史建基。

从“真理”到“地方”——论海德格尔艺术思想的“转向”

关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分期,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即:以其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转向"为界线划分为早期和晚期思想。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在三十多年后的勒·托尔讨论班中以三个关键词——意义、真理、地方——标明其思想道路上的三个站点。由此,根据海德格尔自身的规定,其思想实际上发生过两次"转向"并因此被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其对应的主题分别是"存在的意义""存在的真理""存在的地方"。与此同时,其艺术思想也不该局限于"真理"的理论视域,而是经历了中期到晚期的发展,最终落脚于艺术与"地方"的关系。与中期"艺术乃存在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不同,晚期"艺术乃存在的地方创建于作品中"。在厘清了海德格尔艺术思想的"转向"之后,还应超出海德格尔去沉思:海德格尔的艺术之思究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还是遮蔽了其独立性?

胡塞尔的范畴直观与费希特的智性直观:研究先天之物的先天综合式路径和分析式路径

费希特尝试通过智性直观来研究先天之物,他的智性直观和康德的分析判断相类似,是一种研究先天之物的分析式方法。而胡塞尔的范畴直观则更接近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是研究先天之物的感性—综合式路径。费希特单纯通过分析概念间的思想关联来研究了先天之物,但并未顾及感性经验、空间和时间的作用。胡塞尔则认为,没有感性经验作为基础,也就无法考察先天的本质,感性经验始终是研究先天之物的先决条件。这两种探讨先天之物的方式有着各自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对自我的认知和意识活动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2016年维也纳海德格尔年会纪要

2016年5月6日至8日，海德格尔年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奥托·摩尔中心（Otto—Mauer-Zentrum）举行。

19世纪欧洲哲学中的人

人的重新动物化就是19世纪人类学的一个特质。“人根本不是造物的皇冠”,这个冷静的回绝拆穿了有关人类图景的面纱,这幅图景对尼采时代而言,不仅在基督教神学家那里显而易见;而且当时生物学界的领军人物恩斯特 海克尔也同样激活了这个隐喻:“作为哺乳类动物序列中最高发展的产物,我们人类就是'造物的皇冠'。”

从认识到实践——海德格尔与美国实用主义及分析哲学

一、引言:海德格尔在美国美国学界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意义的认识,经过了很长时间。塞尔的话可能是对的:“大多数盎格鲁-美国哲学家认为,海德格尔充其量有一颗模糊混乱的脑子,往差了说则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纳粹分子。”(Searle 2000:71)而杜威则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看到了对他自己哲学的明确回应,这诚然也是对的。当杜威读到《存在与时间》的一份概述,他评论道:“好像有一个德国农民在尝试,将《经验与自然》

枕头下的书

自觉小时候属于喜欢读书的一类。也许是因为父母的职业都与书有关，得到书的机会很多。那时没有高考的负担，可以尽情尽兴地读。读的书既多且杂。除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之外，更多的是一些西方文学著作，现在想起来，大都是俄、法的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都看。从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雨果，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都曾胡乱地读过。

作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海德格尔

一离开传统,无人能思;当传统未经专门思考之时,当传承下来的思想方式与概念在未经研究的情况下就发挥效用(Geltung)时,传统的作用尤其有力。此外,每一思想活动都从属于确定的事物性前设(Vorgabe);而一种特殊的发问立场(Fragestellung)能够规定一个时代,甚至一个新纪元,以至于降生于这一时代或新纪元的每种思想。

“我思故我在”及其现象学的解析与重构

笛卡尔所提出的“我思故我在”之命题被视为在两方面开现代形而上学思维之先河:一方面是它在理性中心之确立上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在自我中心之确立上所起的作用.然而对此命题从一开始便存在着两种解释的可能性:笛卡尔所确定的所谓思想之阿基米德点究竟是个体自我的存在,还是思维一般的存在?而这两种解释无疑会导致原则不同的结论产生.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基本上便是沿第一种解释的路线进行.本文试图再构笛卡尔的原初意图并重审对现代形而上学的解构方案.

中国历史中的政治、族群与边疆:另一张隐在的面孔

本文通过对狄宇宙、韦栋主编的《中国历史中的政治边疆、族群边界以及人文地理》一书的详细解读,力图展现出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边疆族群问题研究的新方法,并期望这种新方法可以更好地为国内学者吸收发展,以形成自己的＂中国边疆学派＂。

胡塞尔哥廷根时期的自我问题:在歧途吗?

《逻辑研究》是胡塞尔早期的、在哈勒时所完成的代表作,这一著作的第二卷第一部分出版于1901年,题为“现象学与认识论研究”。众所周知,胡塞尔在该书的第五研究“关于意向体验及其‘内容’”中拒绝了这一观点,即“与自我的关系是一种属于意向体验本身的本质组成的东西”（2）（Hua XIX/1,V.LU,A357）。胡塞尔为建立纯粹现象学在1906/1907年于哥廷根完成了现象学还原方法导论。根据这一导论,胡塞尔将“搁置与自我的关联,或者说将这一关联抽掉”

在辩证法前的畏缩——论海德格尔在《论〈智者篇〉》中的柏拉图阐释

一在哲学中,生活结构性地表达着自身。这里说出的,或者说应该说出的,是"什么是生活?",即"什么是在一个世界中去是?"。这一思想属于海德格尔第一个哲学阶段的基本确信,即自1919年他想找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纲领性的思想开始,直到1922年开设"实际性的诠释学"讲座为止。

《存在与时间》和此在

《存在与时间》具有崇高的地位,足可与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或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相提并论,是因为在《存在与时间》中——和上述前两部现代哲学的著作一样——哲学整体也即哲学的诸基础问题得到了重新建基(Grundlegung)。笛卡儿对第一哲学之建基的实行是通过在建基中洞见到作为真理、

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现代性

现时代是一个盛行观看的时代,尤其是那些涉及时代本身之特性的观看。究其原因,我们或许会想到自19世纪以来涌现的出人意料而又席卷一切的技术发明,也会想到这些发明并未指定我们以何种方式去理解和应对它们。

《欧洲人权公约》为何未延展至香港

'……我相信,1997年以后,没有人会过多关注我们为保护香港公民的自由是否做得太多……相反只会对我们是否早就该这么做倍感兴趣。但那是另一回事。'这是英国派驻香港的末代总督(第28任)彭定康少有的坦白自责之语。[1]通过披露英国对香港居民的民主和人权始终'缺乏方向、承诺和领导'[2]的一贯做法,我想借机来讨论一下英国是否'早就该这么做'。

从公孙龙“白马非马”辩看汉语的存在论两可

探讨论辩一存在论问题的,除名家之外,首先便只有“社会主义者”墨翟的墨家学派。这个学派自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以来便受到更具竞争性的儒家学说的排挤,以至于其学说在后来就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以“名家”命名的思潮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属于规范和影响都不算大的学派(“名家”之称或许也只是后世的一种人为概括)。

伦理学与解释学

在现代,伦理学与解释学已经处于相互关联之中,其结果之一就是实践哲学的总体化。这一总体化由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借助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转化而分别相对独立地加以发展。海德格尔的方案是实际性的解释学,关注的是此在的实际生活,但由此却导致原本意义上的实践理性不再是实践的;伽达默尔从海德格尔的方案出发,其关注点则在于传统与理解之间的关联,由此强调实践理性的解释学特征,但在伽达默尔这里却没有相应的哲学伦理学的解释学表达。不过,两者的思考却启示一种哲学伦理学的解释学方案的发展方向:从理论角度出发对此在存在学进行重构和重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