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全球城市治理和“指挥与控制”的迷思

本文提出,全球经济受到"指挥与控制"的观点缺乏有信服力的经验实证,是因为它受到新马克思主义迷思的影响。首先,全球经济被假定具有"战略性场所"的主要城市"指挥与控制",从而实现服从于"高度集中的指挥",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新马克思主义的几位思潮者。他们论述了全球经济的根源,并且提出了"这一命题缺乏实证是先行者将资本结构化的结果",从而提出了"全球经济是服从于掌控且可通过远程协调"的假设。其次,泰勒的"连锁世界城市网络"模型被证明是谬误的:全球经济服从于指挥与控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构主义观点,其缺乏可信的论据来支持"指挥中心"的存在。最后,本文通过将相关假设与金融社会学中的人类学研究对照,提出从社会-技术集合体和多样体的角度来理解城市,从而超越全球经济服从于"指挥与控制"等一系列毫无现实依据的假定。

国家统治能力不足地区失能的国家机构、信任和治理

国家统治能力不足的地区往往存在着国家缺位或失能的情况,但这些地区极少是无治理或无法治理的。治理并不总是依赖健全的国家机构。为解释这一现象,文章首先列出未能成功进行等级化管理的国家机构的等效功能,进而聚焦内生于国家统治能力不足地区基于信任的非正式机制。社群成员间个人化的信任让行为体可以克服集体行动的难题,并提升治理者的合法性。国家统治能力不足地区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国家机构失能的情况下让普遍化的信任超越地方层级,延展到"陌生人中的想象的共同体"。文章提出了两个机制:一是基于群体的认同越是以包容性的方式构建,各群体认同的交叉和重叠就越多,也就越可能形成并维持普遍化的信任;二是公平公正的机构和治理实践带来的经验同样可以使普遍化的信任超越地方层级,使更高层级的治理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