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创新系统的管治框架演化——来自深圳和东莞的对比实证

本文在电子企业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比分析深圳和东莞的区域创新机制,并进一步从管治角度构建区域创新机制差异的理论框架,在中国转型的体制背景下阐释管治的演化逻辑。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初期自上而下的管治模式相对于自下而上的管治,在各自向网络化管治模式演化的过程中,由于先发制度优势和组织能力禀赋,更能顺利的推动工业基础薄弱地区向区域创新系统的转变。最后指出,演化视角分析必须注重时间和地理的特殊性。

探讨香港-珠江三角洲的联系：跨界的制度多样性如何促进电子企业的竞争力

基于灵活性的假设下,香港和珠三角两地的企业问卷调查表明,为了应对商业环境变化对灵活性的需求,香港客户对珠三角供应商关系调整了管治模式,逐渐采取股权或非股权合作代替原先的完全控股。而在香港企业寻找新的客户、选择适当的生产合作伙伴方面,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互补性。研究结果证实,在现有的正式制度框架内充分应用非正式因素,可提高企业更灵活应对政治和商业环境迅速变化的能力,以维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城市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在住宅市场的资本化考察--基于广州价格数据的Hedonic模型构建

Hedonic价格模型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分析住房市场的常用工具,具有较高的针对性和实时性,并且是衡量外部性的定量科学方法。通过2005年、2006年和2007年三个独立的时间截面数据,建立广州住宅市场的Hedonic模型,揭示了广州居民住宅偏好随时间变化的方向和程度及发生变化的原因,并重点衡量了城市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住宅市场中的资本化程度。结果显示广州居民对于中心区位、良好的交通通达性、大规模的小区和水景景观具有持续上升的偏好,而对于城市政府来说,在地铁建设、景观改造、教育质量提升等方面的长期性公共投资,反映在住宅市场中,即是对此不断增长的住房偏好,并通过模型也对这种投资效用的程度进行了较准确的定量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