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德国学者的汉学情结——卜松山教授访谈录

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卜松山（Pohl，Karl-Heinz），1945年生于德国萨尔兰州。1970-1975年间在汉堡大学学习汉学、日本学、艺术史。曾在台湾辅仁大学学习中文。后在波恩大学东方语言系中文专业学习，并获现代汉语翻译文凭。1978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学习，获得硕士学位。1982年，以论文《郑板桥：诗人、画家、书法家》获博士学位（该书1990年德国《华裔学志研究丛书》之一）。

“把陌生文化当做一面镜子”——采访德国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教授

卜松山先生,近年来您在德国、中国众多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您为什么这么关注中国文化?卜松山:这得从我求学时代谈起。一次偶然机会,我读到一本讲中国禅宗的小册子。现在看来,这本书并未得到禅宗不立文字的三昧,但在当时,它却给我打开了一个心向往之的全新的神秘世界。我本来是学地球物理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初窥门径的东方世界,决定改学汉学。那是1970年,当时,德国大学政治气氛很浓,汉学圈子也不例外。但我置身于拥毛反毛的争论之外,醉心于中国传统的书画诗词和美学理论。

德国法中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和内涵

本文根据作者1999年9月在南京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整理而成。作者分析了德国侵权法保护一般人格权之前的法律状况及其欠缺,然后结合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些典型案例,详细研究了一般人格权的具体保护领域。作者认为,一般人格权是德国乃至人类一切法律的基础和归宿。

德国汉学家卜松山的“跨文化视阈”

二○一○年,德国知名汉学家卜松山(Karl Heinz Pohl)教授两本德文专著的中文译本将陆续问世。其一是《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为德国另一知名汉学家顾彬主编的汉学丛书系列之一,已交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

塔里木河中游胡杨与灰叶胡杨气体交换特性对比研究

在自然条件下利用Li-6400光合作用系统对塔里木河中游地区的天然胡杨、灰叶胡杨净光合速率(Pn)、气孔导度(Gs)、胞间CO2浓度(Ci)、蒸腾速率(Tr)和水分利用效率(WUE)等生理指标进行测定分析,探讨它们对外界干旱环境适应的生理特性,为进一步研究胡杨、灰叶胡杨的光合水分生理特性,以及保护恢复塔里木河流域的天然胡杨林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在整个光合日变化进程中,胡杨的日平均Pn、Gs、Tr以及WUE均高于灰叶胡杨。(2)胡杨和灰叶胡杨的净光合速率日变化均呈"双峰"曲线并存在光合"休眠"现象。(3)胡杨、灰叶胡杨在正午时分出现的Pn下降主要是受到气孔限制的影响既气孔限制值增大、胞间CO2浓度减小;傍晚时分出现的光合速率下降主要是因受到外界光照强度减弱,既受非气孔限制影响较大。(4)决定胡杨和灰叶胡杨Pn日变化的环境因子作用大小均为:光量子通量密度(PPFD)>气孔导度(Gs)>空气相对湿度(RH)>气温(Tair);决定胡杨与灰叶胡杨Tr日变化的环境因子作用大小顺序分别为:气温(Tair)>光量子通量密度(PPFD)>气孔导度(Gs)>空气相对湿度(RH)和光量子通量密度(PPFD)>气温(Tair)>气孔导度(Gs)>空气相对湿度(RH)。研究认为,胡杨与灰叶胡杨为适应干旱半干旱区的环境,在长期适应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生理生态对策,胡杨主要是通过调节Gs来有效控制蒸腾失水,提高WUE,进而适应干旱环境;灰叶胡杨主要是通过高蒸腾耗水,降低WUE来减少干旱环境对自身的伤害。

论叶燮的《原诗》及其诗歌理论

论叶燮的《原诗》及其诗歌理论〔德〕卜松山（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Ｐｏｈｌ）著王文兵译引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与文学理论的繁荣极少有巧合之时，通常是在诗歌繁荣之后才出现对诗歌的反应。如所周知，六朝后期文学批评的第一次繁荣就是对此前汉、魏、晋三朝诗歌兴盛所作...

道其不可道者——老庄的“道”和龙树的“空”

首先,在大量的《道德经》和《庄子》原文的基础上,解读出道家对于世界的真实规律"道"的理解:其一是认识到世界多样性背后的统一性,其二是貌似对立却又相辅相成的二元性,其三是对"道"的认知和表述的不可能性。接着,探讨了佛教中的一个重要分支———龙树创立的中观学派,分别论述了龙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隋代吉藏的三论宗、《金刚经》,以及中国禅宗里关于"空"的思想。佛教的"空"的思想认为真实是超越二元性的现象和观点之外的,也认为真理是不可言说的,而这一点与道家的思想有相似之处。最后,指出了龙树和老庄哲学的不同,即印度哲学的逻辑体系和论式更为符合西方学术传统,而中国哲学则更偏爱诗意的、富有文学性的象征手法。

南宋时期的《中庸》与道统——历史与学术背景

由于"中""庸"两词语义上的模糊性,其哲学含义颇为复杂。从郑玄到二程、吕祖谦,尤其是朱熹,都对"中庸"进行了解释,现代学者对《中庸》书名的释义更是多种多样。对于《中庸》的时代以及与子思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学者以及西方的汉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马克斯·舍勒和恩斯特·卡西尔——作为文化现象学观点的知识形式和符号形式

作为同时代的人马克斯·舍勒和恩斯特·卡西尔似乎未曾有过任何私人的接触。然而,两人文章中多处的相互援引,正显示出两人提问在主题上与方法论上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因此,这里建议以一种结构性的、哲学性的比较学,取代研究两人私下的交互影响。舍勒和卡西尔皆认同表达现象作为现实性的范式的论点,由此,两人分别发展出一套关于文化和人类学(作为知识形式的典范)的理论架构,其中,危机诊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在形而上学的课题上,两位作者似乎分道扬镳。然而,即使是在对舍勒形而上学持高度批评态度的卡西尔的身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正是在他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立场上——.一种形而上学和宗教立场的开展。

鲁迅：《野草》以及语言和生命困境的言说(上)

1924年至1927年,鲁迅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语言危机,他自己也很清楚.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连续写了那么多年,却发现自己无话可写,无话可说,这是怎样的难堪的痛苦因此他在1926年8月南下厦门时,曾暗自决定“沉默”两年.

鲁迅:《野草》以及语言和生命困境的言说(下)

第五节“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在《野草》24篇散文诗之中,据称有三篇——《我的失恋》《狗的驳诘》和《立论》是属于少数通俗易懂的,有着滑稽和讽刺的内容。这一类文体旨在直接、高效地进行沟通,而尽量避开其余文本所大量采用的隐喻、象征的创作手法。单从表面上来看,似乎确实如此,这几篇短文共有的轻松畅快的可读性也通常造成误导,以为与《野草》其他篇章相比,它们在风格上另成一派,也特别具有时代批判性a。不过,《野草》作为极有诗学企图的一部著作,鲁迅对其一体化的结构布局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他本人也很钟爱这部诗集,曾对萧红、萧军提及“《野草》的技术不算坏”b。如此看来,可以说,迄今为止对这部独一无二的作品的研究太过偏重于社会意义,却对贯穿其中的元诗构思的苦心孤诣完全视而不见,而元诗既从主题上构成了创作的对象,又从形式上营造了结构的统一。

武陵山民族地区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路径——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一、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的必要性地处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鄂西南边陲的恩施州,东接荆楚,西连川渝,北及三峡,南通湘黔;面积2.4万平方公里,境内居住着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等29个民族,中少数民族占全州总人口的52.6%,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情与人文沉淀。

跨文化的语用研究

本文从言语行为的文化价值、语言交际的互动规律以及语用规则的动态变化三个方面阐述了跨文化语用研究的意义、对象和方法。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电脑术语语言学分析

一出发点和问题的提出大家知道,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普通话和台湾地区的国语无论在书面形式,还是在口语方面的发展都是有差别的。这些差别,表现在语言学的各个方面,从语音到词汇到语法。这主要是因为两个地区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接触。诚然,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不同,也使得语言上的分歧逐渐加大。尤其明显的是,这种不统一表现在词汇方面,特别是在新创造的词汇和外来专业新词汇的翻译上,这一点可以从下面几个例子中清楚地看到。(本文主要讨论词汇问题,

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美学

时至今日,西方知识界仍在人文领域想当然地进行着单向的"跨文化交流"。如果人们不想继续深陷欧洲中心主义的泥淖,那么最好承认文化间的相似性,将中国深厚的诗性传统视作与西方艺术哲学的相似之物。中国传统美学突出"活法"、含蓄性、创造力、想象力等一系列观念,其颇具非系统性、含蓄性和诗意的理论言说方式,恰与强调分析性、系统性的西方理论话语形成"无法"和"有法"的对比。同时西方人也难以理解源于中国思想传统的"美学热"。美学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只有彼此尊重、各抒己见,并通过翻译了解对方,中西之间的对话才会真正开始。

犯罪网络分析理论在经济犯罪中的应用——以湖北省2016—2017年“组织、领导传销罪”的判决为样本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犯罪行为伴随信息网络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面临这种有组织化的传销犯罪行为,犯罪网络分析理论在融合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之上对犯罪组织内部进行分析,划分为星型结构、链状结构及网状结构。通过对传销组织内部的人员关系进行网络化构建,可以发现现阶段传销组织的行为具有隐蔽性、虚拟性及传播快的特点。传销行为可分为传统货物传销、投资理财及电子商务的传销行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法庭的“属物管辖权”限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或UNCLOS)第288条第1款意义上之管辖权的法律依据而言,国家同意极为重要。这一观点尤其适用于'混合争端',这类争端的特征是:它们不限于《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而是必然要求司法机关裁决不受公约直接规制的领土主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UNCLOS法庭必须先确定争端的相对权重。如果争端的重点明显不在于《公约》的解释和适用上,那么法庭必须拒绝实施管辖权。《公约》第287条第1款意义上的所有争端解决程序都应该就管辖权的限制发展出一套统一的方法,并遵循之,以实现必要的法律确定性。

企业部之未来展望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73-1982年)和联合国秘书长在1990至1994年的非正式磋商中,企业部制度得到了长足的探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历时9年取得的重大成果,而《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以下简称“《1994年协定》”)则是上述非正式磋商取得的一大成果。随着《1994年协定》的通过,企业部制度得到了巨大的变革。作为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执行机构,企业部的前途尚不明朗。因此,本文指出了急需解决的几个相关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从法律原则和制度设计方面描绘了企业部运作的前景。

评注文化诸问题概要——引论及历史性的归类

在德国,评注构成了人们特别熟悉的一种文献类型,它示范性地展现了法学学术与法律实务的紧密相关性,二者对法的理论探讨在此找到了一个媒介点,这里是它们“共同的交流空间”。[1]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评注也表现为一种典型的德国式出版物。[2]当然,历史表明,这并不意味着评注仅流行于德国本土或者德语区的法域。[3]但同时,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还无法确定评注在其他国家或者跨国的法律制度中具有的相当的广泛性和重要性。

自我与文化——关于文化在80年代中国诗歌中的地位

“思想解放”的信号发出后，自我与文化这两个题目在文学作品和一般讨论中成为热点。自我发现标志着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中国新诗潮的滥觞，８０年代中期“寻根”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传统，诗坛兴起“史诗”热潮。本文就自我与文化的关系讨论《敦煌》、《飞天》、《有关大雁塔》三首诗。在阐释这些诗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