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守门人”制度的嬗变及其对完善我国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的启示

作为“守门人”的主体具备对通道的控制力,在相关制度的发展中承担监管辅助者与被监管对象的双重角色。在我国平台责任中应厘清“以网管网”与对超大型平台特殊监管的不同规制逻辑。“以网管网”属第三方执行策略,利用第三方平台的“守门”能力以监管用户的不法行为,在此过程中平台承担着辅助监管者的角色;而特殊义务制度通过对超大型平台课以一系列特殊义务,以约束和引导其私权力的行使,防止其“守门”权力的滥用。我国应在充分利用平台“守门”能力的同时有效避免“守门”权力的滥用,强化超大型平台特殊义务的构建,通过填补相关立法空白、优化“守门人”界定、设置区分性义务、保留规则的灵活性等手段引导平台经济产业的健康发展。

社会角色理论视阈下过失犯注意义务的合理边界

如何合理划定过失犯注意义务的边界,避免对公民行动自由附加过重的负担,这一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现实意义,但是既有学说中的“不被容许的风险”构想以及“能力维持规范”论,面对上述要求依然无能为力。为了防止判断注意义务违反与否的标准纯粹沦为事后的利益衡量,强化相应概念及其内涵的规范性,应当引入社会角色标准。一方面罪责原理重视行为人的规范可交谈性,对公民法忠诚的要求亦要建立在规范认同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通过社会角色来划定注意义务边界的做法是社会分工背景下的现实需求。相较于故意犯,社会角色说更适合作为过失归责的判断标准。在具体适用这一标准的过程中,要以角色合乎法秩序作为前提,对相应角色加以客观化,且判断方法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填充性规范。当涉及被害人自陷风险的情形时,应比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优先考虑运用自我答责原理。

作为客观归责问题的所谓“救援者案件”

客观归责理论可以表述为二结构的基本公式:(a)行为人创设了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危险;(b)该危险转化为符合构成要件的并且在规范保护目的之内的结果。客观归责是划分答责领域的关键,“救援者案件”结合了客观归责中自我答责的自陷危险和第三人介入这两种情形。如果有救援义务的第三人介入,那么救援者自我答责的自陷危险原则上并不中断第一引发者和结果之间的归责关系,但是存在例外;对于自愿救援者介入的情形,也应当补充修正性地适用第三人介入时客观归责的一般标准。

德国股份公司的监事会:历史发展与现代挑战

德国股份公司的监事会职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化着。初期,监事会还是公司重要业务的决策机构,而后这种作用越来越多地被董事会所取代。如今监事会职能仅限于监督这方面。因此,德国股份法中规定了十分明确的职能分离模式:监事会无权向董事会发布关于公司管理的指令,而且禁止监事会成员与董事会成员的混同。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机构职能的分离越来越严格。为了有效监督董事会,监事会需要信息,并且需要在重大经营措施中拥有共同决定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法律对董事会和监事会之间的信息流通做出了相应规定,并且坚持公司采取的重大经营管理措施,需经监事会批准。此外,监事会还有权就财务审查的任务同公司的年度结算审计师共同商议。

自动驾驶中的应急算法——一个对刑法学的挑战

在难以避免的交通事故中选择牺牲一部分人去拯救另一部分人,在刑法学的视角上存在着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可能性。尽管汽车工业承诺此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但该问题依旧被证明是妨碍自动驾驶技术可接受性与创新性的巨大障碍。刑法传统理论一般将道德困境问题的出罪理由归结为违法层面的义务冲突理论与罪责层面的期待不可能理论,而自动驾驶的情形虽然与传统教科书案例存在一定差异,但在降低道路交通死亡总体人数这一道德目标的指引下,寻求该问题的法律解决方案仍然是可能实现的。

公法对货币法律体系的合理化——货币的法律分析可能变成什么?

困扰民主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病源于当前的货币和金融法律体系。同时,对货币和金融机构的重构为相关改革开辟了一条途径,以便实现经济民主化和防止一成不变的紧缩政策。这一制度的重构需要一种视角,即认识到货币是连接国家和公民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种观点,而是主要把货币视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和政治的交换媒介。相比之下,法律分析应是最适合于分析货币制度设计配置政治经济的方式。

量刑程序多元化事实调查机制研究

在我国刑事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于定罪事实的调查通常是围绕着检察机关的有罪论证展开,整体呈现为一种以公诉方为核心的事实调查机制。但在量刑事实调查的场域,由于失去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约束、对被害人参与模式的偏好以及控审分离原则失灵等特点,使得由公诉方主导的一元事实调查格局在量刑程序中不复存在,辩护方、被害人以及审判者作为量刑事实供给者身份的强化在量刑程序的场域中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多元化量刑事实调查机制。

先行行为保证人类型之否定

先行行为理论的法理依据有三,即"实用主义的考量""行为规范效力的坚持"与"自由成本的负担"。然而,三者都经不起推敲。"实用主义的考量"实无必要,因为"可罚性漏洞"并不存在,"正当防卫时间轴线的延长"亦无须借助先行行为理论,不作为在存在论上也不是"无"。"行为规范效力的坚持"的观点站不住脚,在行为规范被违反之后,继续坚持规范效力的方式应当是适用制裁规范,而非创设、适用另一个行为规范(保证人义务)。"自由成本的负担"的见解也存在疑问,当先行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时,直接将整个因果流程的风险与风险实现结果归责于先行行为即可,而此种归责一旦实现,行为人就完全负担了自由的成本。因此,因果的先行行为理论、规范的先行行为理论以及两者的折中理论都应被彻底地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