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的全球分布与传播

人们有可能谈论全球性知识的意义,我们的文章首先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全球性知识是知识社会全球化时代的必然结果和智力标志,还是为了传播试图回答世人普遍想到的问题的知识体系而提出的全球性需求?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将发生什么变化,知识的全球化又会为哪些人带来利益或产生危害?必须将知识与纯粹的信息区分开来,它植根于地方的性质,对其横向和纵向传播的机会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并且设置了障碍。此外,知识的全球场景给知识所有权构成了挑战。对于知识产权的诉求,应当联系相反的观点(如那些关于知识的自我保护特性这个主题的观点)来讨论。一些政治的、理想主义的观念将知识首先视为共同财产。尽管服务和产品贸易及数字通讯革命被认为是知识传播的重要工具,但至于它们是否将导致知识的无障碍传播,是否会导致知识的集中,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本文的第二部分对本期杂志中的部分文章做了介绍和评论。

比较地方政务官与事务官对民主参与的评价:以挪威和瑞典为例

鉴于人们越来越强调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供应和输出,一方面公民传统上通过输入的渠道影响政府,另一方面政府的输出和绩效影响公共服务。政务官和事务官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比较了挪威和瑞典的地方高层政务官和事务官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本文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挪威和瑞典地方政府中的政治与行政领导层。我们也比较了两个公共服务部门,其中一个部门公共管理改革很广泛(养老),另一个以管制和法律执行为主(规划和建设)。分析表明,尽管政务官比事务官更加重视公民影响政府的输入渠道和能力,政务官和事务官的态度之间仍然有显著的相似性。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公共管理改革为民众提供了直接影响公共服务的新渠道,即通过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非传统的政治途径影响公共服务。本文以挪威和瑞典自治市的地方政务官与事务官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如何评价民众影响服务供应的传统渠道和新兴渠道。我们也比较了两个公共服务部门,其中一个部门的渠道选择非常广泛,而另一个部门的选择受限颇多。总体而言,我们发现政务官更青睐民众影响政府的传统政治渠道,而事务官对民众参与地方政府的行政事务更为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