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边界——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最新刑法研究项目的基础和挑战

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导致了国民经济上的问题,也造成了新的全球性犯罪形势、刑法转变和一种逐渐全球化的刑事政策。风险社会犯罪发展的一个变化是不断增加的跨国犯罪使传统的国内刑法超越了其领土的边界,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另一个变化是正在变化的犯罪的新风险和复杂性。这种变化和全球化使得刑法仅具有象征性功能。为此,马普所的新项目要确定一般性研究方法,对弗莱堡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的总项目、分项目和博士论文等众多单个研究项目进行协调,并将中长期内培养博士生活动纳入本项目中。

网络个人数据安全刑法保护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凸显了"数据"的重要性,网络数据的安全随之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议题。在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数据安全进行研究的同时,必须注意到与个人信息紧密相关的"小数据",这也是体现数据犯罪危害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网络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融合成为事实,这为我国现有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刑法体系在大数据时代的适用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回顾了我国刑法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发展历程,对现有的刑法规范进行了反思,通过对相关概念的细化和厘清,明确了网络数据的含义、范围和类型,结合《刑法修正案(九)》中相关条文的修改,提出了我国未来公民个人网络数据安全的刑法保护的完善路径。

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的比较法研究——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在庆祝该所并入马普协会仪式上的演讲

文化部长先生,马普协会主席先生,联邦法院院长先生,校长阁下,院长阁下,女士们,先生们:在这个喜庆仪式上发表的演讲和致词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该问题是在这个早已成立并且名声远播到弗莱堡大学之外的比较法研究所被并入马普协会的场合提出来的,问题涉及到这里进行的研究工作本身。具体而言,这个问题可被分解为:

治理贿赂犯罪国际公约立法发展及其启示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国际社会形成了以保障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理念为指导、以打击行贿行为为主要策略、以加强商业组织治理为发展方向的国际公约立法体系,充分反映出市场经济下贿赂犯罪立法治理的基本规律。相比之下,中国贿赂犯罪立法治理存在理念较为滞后、治理策略相对简单、治理对象较为单一的问题,在未来中国贿赂犯罪治理改革中,有必要汲取国际社会贿赂犯罪治理之经验,及时调整相关立法理念和策略,以适应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及世界市场竞争之需求。

环境刑法——新教义学的探索

现代生活方式伴随着大规模的环境破坏,这使得长期保护完整的自然生活基础更加重要。由于刑事责任是以个人行为为基础的,如果试图借助刑法来防止这种类型的损害,就必须放松刑事责任所要求的"行为"与"法益"的关联。环境刑法及其教义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再要求存在现实的法益侵害或具体危险,甚至不再要求个人行为与法益之间存在抽象危险关联。对此我将针对三个子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生态法益,行政从属性和环境刑法中特有的行为与法益间的松散关系。这三个问题都是环境刑法及其教义学有违法治国原则之变化的有力例证。生态法益可以很容易从个人利益中推导而来,从而能够符合个人法益论所提出的合理要求。因此当前的通说认为,环境刑法同样服务于生态法益的保护。环境刑法不苛求对生态法益的绝对保护。它只是力求抵制任何超出允许的环境污染量的行为,而环境污染量根本上是由环境立法和行政管理决定的。在可预见的时间内,非行政从属性的环境刑法是不可能的。鉴于生态法益的范围十分广泛,环境刑法中主要是抽象危险犯也就不足为奇了。普遍认为,抽象危险犯这一犯罪类型中行为与法益之间的联系被显著地削弱。环境刑法中是否发展出了一种违背法治国原则的、全新的"归责结构"?在环境领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不禁止抽象危险的行为是不行的。如果公共法益将会因为本身无害行为的累积而受到损害或威胁,那么相应地就仍需要有禁止这种本身无害行为的行为规范。这些法益受到来自于抽象危险行为或者甚至大量累积的无害行为的威胁。因此除了环境刑法之外,其他旨在保护公共法益的构成要件中,均存在抽象危险犯乃至累积犯的问题。环境刑法构成要件中行为与法益的关系十分松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抽象危险犯。因此,进一步研究如何将轻微的不法行为从环境刑法中排除出去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些行为更适于归入违反秩序行为中。任何对于抽象危险犯或者累积犯的批判,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它既不能证明公共法益能得到除此以外其他方式的保护,也不能证明放弃保护公共法益是明智的。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法责任比较研究

造成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边界不确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化的缺失。德国和欧盟法律中的四分法,即内容提供者、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缓存服务提供者、存储服务提供者,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一分类模式以行为的技术功能为标准,不仅划分出了四种具有体系性、明确性的主体类型,而且为不同主体类型规定了明确的责任边界,在网络安全与信息自由、媒体自由之间找到了较好的平衡点。我国相关法律规范仍然缺乏一套明确合理的类型化区分模式,导致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认定的模糊。我们应当积极借鉴吸收德国与欧盟的有益经验,用互联网教义学理论充实宽泛的法律框架。

中国刑法第13条但书实证研究——基于120份判决书的理论反思

中国刑法第13条但书在理论上有争议,在实践中却一直被作为出罪依据使用。将120份但书作为出罪依据的判决书作为研究样本,以犯罪论体系中的基本要素作为横坐标,以适用但书出罪的依据作为纵坐标,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透视但书在司法实务中的实际适用情况。通过分析发现,但书条款存在"错用"和"滥用"两种情形,反映出司法实务部门对于但书内涵的认识不足。基于这种现状,应当对但书条款作出正确的功能定位,重新阐释其合理内涵。

比较法视野下再犯统计的概念与潜在价值

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再犯统计对于犯罪学研究的开展、司法裁判的作出以及刑事政策的制定均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而言,现代以实证为基础的刑事政策的制定普遍以减少再犯为目标;刑事法庭则日益要求必须以犯罪嫌疑人的再犯可能性所表现出的人身危险性为基础,作出有针对性的判决。无论是刑事政策的制定,还是刑事审判的作出,都需要参考具有实质性和可靠性的信息和数据。但是,仅仅依靠官方机构(例如德国)提供的原始数据作出刑事审判,并试图达到预防再犯发生的效果,可以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通过具体的调查研究而获取的再犯数据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原因在于这些数据基本都是在特定情形下采用特定的统计方法获取的。再犯数据的潜在价值应当得到强调和重视,然而到目前为止,数据统计的常规路径和统计程度的应然标准仍处于缺位状态。从德国的情况来看,日趋严格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政策已经成为阻碍、甚至是禁止对非整体性数据进行纵向记录的因素。这些保护政策也与犯罪学家、政策制定者对于可供获取的个性化信息的准确性要求背道而驰。

德国经济刑法的发展

本文以经济刑法的具体性与一般性概念为基础,记述了过去140年间经济刑法发展的主要脉络。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立法的特点之一是制订了关于在战争以及物资匮乏条件下国家调控和价格管制的刑事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法者力争废除这些刑法规范,自6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刑法改革运动则集中精力重新对经济参与者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进行刑法性控制。在改革浪潮消退之后,逐个制定的应对性法律与实施(作为新经济刑法之母机的)欧洲法的本国法交相辉映,成为经济刑法发展的主流。

德国经济刑法导论

经济犯罪的特点是行为并非仅针对个人利益,而是针对经济活动的社会性(超个人利益)。对经济刑法可主要依据犯罪与违反秩序之构成要件涉及的是对外经济还是国内经济进行分类。除了外部的法律技术外,经济刑法也具有在错误论、故意概念以及行为人论等等方面直接产生影响的内在特点。德国对于所有重大的经济犯罪案件已实现了管辖上的专业化。州级法院里设立的特殊的经济犯罪合议庭负责审理"重点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经济犯罪案件。

论共犯区分制体系下国际刑法中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

《罗马规约》第25条有关个人刑事责任原则的规定,在立法例上采纳了共犯区分制的模式,这主要是借鉴了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国内法做法。国际刑事法院的判例在区分共犯与正犯时,吸收了德国学者Roxin的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分别依据行为支配、意志支配和功能支配理论,将正犯分为直接正犯、间接正犯和共同正犯三种形式。《罗马规约》第25条的规定是国际刑法中个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新发展,它的贡献不仅在于重新定义了个人刑事责任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在国际刑法中确认了共犯区分制,系统化了个人犯罪参与的形态,这对于国际刑法中认定个人刑事责任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可避免的构成要件错误

刑法学界普遍认为,构成要件错误无条件阻却故意,而违法性认识错误是否阻却责任,取决于该错误是否可以避免。这一处理差异从存在论进路和机能论进路都不能得到圆满解说。故意和违法性认识指向的均是行为人对法规范及规范所保护的法益的态度。当违法性认识错误产生于一种对法规范漠不关心的态度,那么对行为人就必须给予和具备违法性认识者相同的评价,即不减轻其责任。这一思路应当同样被适用于构成要件错误之中。当构成要件错误的产生是行为人漠不关心态度的产物和意志支配的结果时,该错误并不能无条件地阻却故意。漠不关心的无认识应该被规范性地评价为一种特殊的故意形态。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应当知道”的规定为这一理解提供了有力支撑。

刑罚执行与回归社会——是对犯罪行为人的有效矫治吗?

一、引言大约在15到20年前关于'犯罪行为人在刑罚执行中如何矫治'的讨论已渐无声息,而近些年关于犯法者回归社会可能性的讨论在联邦德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比如英国,并且在美国,又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自由刑作为最严厉的惩罚方法,在许多国家,也在联邦德国始终争论不休。大概在30到40年前,主要在美国,而在欧洲,首先是丹麦,还有荷兰,出现了将在押人回归社会的端倪。

正当防卫时间要件疑难问题研究

防卫人何时采取防卫行为才能构成正当防卫,这是正当防卫理论所要予以解决的一项重要议题。传统理论要求正当防卫只有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或是即刻发生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但是这一立场受到了来自理论和实践的挑战。因此,正当防卫时间要件的调整必须以对防卫行为性质和必要性原则的反思和理解为基础。通过对防卫行为的考察可知,其本质上是具有预见性的。因此,防卫时间要件的重点在于不法侵害发生和继续的可能性达到多大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防卫,也即对于防卫必要性的思考。然而防卫时间的调整不能片面依赖于防卫效果。法益保护的平衡性要求打击行为不能过于提前或滞后,从而倒向道德审判与复仇。在受虐妇女综合症适用中,仅出于受虐者在道德上的优位和打击行为的效果而要求将杀伤处于消极状态的施虐者的行为正当化的主张显然是不合理的。同理,在防卫人夺回财物的过程中,防卫人也不能在侵害人脱离合理控制范围后随意实施打击。

德国恢复性司法的发展

恢复性司法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为德国学术界研究的对象,并很快取得了成功。恢复性司法的实施始于80年代中期的第一批试点项目。恢复性司法在德国有其自身的法律基础、范围和相应的组织安排,也有其自身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并与其法律文化相关。从实践的角度进行评估,可以发现,德国的恢复性司法遵循了有关跨国标准,并对法律条款同时有着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恢复性司法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合理而又必要的扩展,对德国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再犯与始犯年龄的关系--基于弗莱堡群组研究对法院判决的分析

犯罪学理论对再犯之所以会得出不同的预测结果，主要是将犯罪视为人们潜在犯罪倾向的异质性所导致的结果，或将其视为一种状态依赖。美国犯罪学家迈克尔·戈特弗雷德森和特拉维斯·赫希提出的犯罪学理论就是犯罪倾向异质学说的典型代表。

犯罪参与模式之比较研究——从分立走向融合

近年来单一正犯体系与二元区分体系之间的犯罪参与模式之争日渐兴盛,对于二者进行正本清源地对比考察具有重要意义。在构成要件的参与类型层面,形式单一正犯体系内部属于一种"轮辐结构",忽视了犯罪参与人之间互动关系在刑法规范评价上的意义,容易导致处罚范围过宽,并不可取。二元区分体系则属于一种"传导结构",以构成要件为中心来建构共同犯罪,更为合理。而功能单一正犯体系虽然属于一种复数类型的参与体系,但其始终否认从属性原理,本质上仍然属于"轮辐结构"。犯罪参与形式与刑罚的关系,在立法规定与理论学说上存在一定差异。不同不法程度的犯罪参与类型导致的一般性的刑罚差异,与刑罚个别化并不矛盾,对于犯罪参与二重性理论有必要批判性地重新加以理解。单一正犯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表明,其逐渐向二元区分体系靠拢。我们应当立足二元区分体系,同时吸收单一正犯体系的合理批判意见进行自我反思。

法教义学对刑法发展的意义

那些将法教义学和法的发展相提并论的人，他们明显对教义学从正面作了初步的理解。而且他们也认识到，他们相信法教义学影响了法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从积极的方面认真思考的结果了。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

一个屋檐下的刑法学和犯罪学

目次一、理念的提出二、理念的总结一、理念的提出今天,对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踏入我们马普所的门槛。稍后我们还会带领你们参观一下。这里有两个学科共处于一个屋檐下:比较刑法学(Strafrechtsvergleichung)和犯罪学。从本质上说。

经济刑法的概念和历史发展

关于“经济刑法”的概念，人们至少可以从四个视角进行理解：程序与犯罪侦查的视角，犯罪学的视角，法教义学的视角，以及经济活动工具的视角。在这些视角中，有的视角能够得到法律规定的支持。而有的视角是由——关于刑法的对象与内容的——一般的和意识形态上的见解确定下来的。经济刑法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代和中世纪，而经济刑法在近现代的发展是与经济法的发展同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