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人民法院职能的调整与优化——基于司法行政管理的功能定位

高级法院履行人财物管理的司法行政职能,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分与合的多重轮回,功能也在不断扩充。然而,高级法院的司法行政管理功能在实际运行中,却出现了对党政机关的过于依赖,与下级法院形成了利益同盟,省院统管后可能出现三级法院的利益分化、更加"行政化",破坏审级独立,同时还需面临高级法院人员冗杂与行政机构的暴增问题。域外三种司法管理模式的经验表明,司法自治型法院管理"混合"模式在省级统管后能较好地保障审判独立。在坚持党管干部、尊重司法规律等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各省所在辖区的不同情况,在省级人大下设立多个司法区行政管理委员会,负责各区的人财物讨论与决定,同时保障人员构成来源的多样性和公开性,将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交由不同部门执行等,才能实现司法行政保障审判独立运行的功能。

浅析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警务化

自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成立开始,伴随它的苦楚就是＂执行难＂.原因何在？一般归纳为：一是＂重审轻执＂观念影响;二是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三是约束义务人的法律疲软;四是财产保全制度缺位等等.笔者认为,执行难还有一个不客忽视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的设立都有与我国的立法本意相悖的地方.对此,必须作全面彻底地改革,走执行工作警务化的道路.

农村土地流转的再审视——以农村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为视角

研究目的:对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缺陷和中国农村土地是否可以大规模流转进行研究。研究方法:综述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现有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缺陷的相关研究,无益于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主要矛盾的根本解决。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农村土地产权和流转改革,会产生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剧农村矛盾和激活社会动荡。研究结论:基本保持现有农村土地制度,慎谈农村土地的大规模流转。

论刑罚裁量之公平

刑罚裁量公平是司法公平的重要内容 ,何谓刑罚裁量公平、如何实现刑罚裁量公平 ,是法学界探讨较多的问题。本文阐述了刑罚裁量公平的涵义 ,分析了我国刑罚裁量的现状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刑罚裁量公平的对策 ,即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判例法制度。

论消费纠纷的仲裁解决

消费纠纷具有多发性、小额性、复杂性以及当事人之间力量对比不均衡等特点,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问题。仲裁在解决消费纠纷的途径当中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价值。当前我国的消费纠纷仲裁存在公众仲裁意识欠缺、仲裁机构的设置未能处理好与消费者协会的关系等问题。为发挥消费仲裁在解决消费纠纷中的独特优势,应从加强消费仲裁的宣传,培养良好的仲裁意识氛围;建立完善消费纠纷仲裁收费制度,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等方面入手来完善我国消费仲裁制度。

网络服务商中立行为犯罪化及其限度——兼议《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九条

我国当前面对网络犯罪的多发,对提供中性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商的刑事处罚呈现扩大化趋势,不仅实现了对网络服务商中立业务行为未必故意的全面处罚,还形成了共犯正犯化的处罚逻辑,更有偏向刑事化判断的思维逻辑。这种处罚逻辑,无不与网络犯罪的异化、扩大解释、无前置法等因素有关,但却多有违背罪刑法定与法治原则,影响了网络服务商业务的正常运行。中立帮助行为在德国实务与理论界讨论近一百年,其主要内容多从主观故意方面认定。在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对网络服务商中性业务的处罚上,有偏向于限制处罚的趋势。为了兼顾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与网络服务商的正常业务,对于网络服务商的中立业务行为,只有制造不容允风险才能归责,并且不同类型网络服务商的行为容许风险应有所区别;在主观故意上应坚持网络服务商的主观确知,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推定规则进行认定。同时,网络服务商具有提出信赖原则、合理使用、安全港条款等抗辩事由的权利,阻却违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进路——以反悔机制的构建为视角

刑罚轻缓化已成为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趋势,随着刑事审判负荷的日益严重,我国顺势提出刑事速裁程序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缩短审判流程提升审判效能是制度设立的本意。而现实中司法部门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审查不足的现状,导致辩诉协商不对等,社会各界亦对程序公正提出质疑。为保证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保障被告人认罪认罚出于自愿是底线要求。但现有的单向正面的自愿性审查机制明显力不从心,无法全面保证被告人的意志自由。构建双向互补的反悔机制可对现有程序瑕疵予以补正,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为避免反悔机制沦为形式,必须完善反悔机制的程序化设计,如反悔的提出、法定期限的设置、举证责任的明确等。并通过适用法官回避、禁止使用不利陈述、上诉权的限制等规定,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好的服务于刑事审判,体现司法的公平正义。

承销商托市问题初探

承销商托市原则上应该属于股价操纵行为,但却有利于确保证券市场股票价格的稳定,也有利于增强市场的流动性。中国相关的证券法规虽然都禁止股价操纵行为,但都未涉及承销商托市问题,使承销商托市客观上成为"有实无名"的行为。通过对承销商托市的理论分析和实务操作分析,论证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危害性。并探求托市与操纵市场的本质区别,为托市的合法化奠定基础,借以规范托市行为,扬长避短。

关于建立法官助理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总结法官助理制度试行中达成的共识、经验及遇到的问题,针对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和具体实施的方法提出解决的思路及个人建议,从而对法官助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有所裨益。

创建文明审判模式的基本构想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在我国法制发展史上建树一座光芒四射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决定了人民法院在依法治国中,开创文明审判的社会使命。本文从培育文明审判的法官,铸造文明审判的圣殿。

案件何以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要素识别与瞄准路径

"五五改革纲要"提出,推动将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的案件交由较高层级法院审理。深入分析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案件的识别要素,找准识别路径是此项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通过分析规范性文件、访谈总结法官经验、提炼实践案例等方法,初步描摹出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案件的轮廓。本文从目的出发,提出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案件具有替代个案请示制度的法理逻辑与体系平衡,具有社会效果、利益衡量的现实动因及统一法律适用、参与司法治理的价值目标。通过剖析案件何以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得出此类待决案件蕴含的"公共问题"、个案中透出的共性特征、诉求"道德话语表达"以及类型化中内容与层次、"司法家族相似"等要素。在此基础上,明确"法官+合议庭+院庭长+当事人"等具有的识别责任,提出反向识别和涵摄识别两种具体识别模式,总结"案件事实"与"要素内容"价值判断的三个具体原则。并设计涉及案件适用对象、启动方式及决定作出程序的制度完善规则。

一把手如何轻松驾驭全局工作

一把手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权力大、责任重，因此，要当好一把手并不是件轻松的事。一把手特别是初任一把手踌躇满志，工作热情高、干劲大，干好各项工作的愿望强，但有时往往事与愿违。原因何在？一是初任一把手者，领导经验不足，把本单位的情况想得过于简单，而高估了自身能力；二是单位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不可能人人都与一把手同心同德、步调一致。

防范和处置群体性事件要强化干部的责任意识

一是要抓好教育引导。引导干部深刻认识到，工作需要斗志、激情和奉献精神，该吃的苦要勇于吃，该负的责任要敢于负。强化“祛邪扶正”教育，按照“严在平时，严在出事之前”的要求，把过去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作为案例剖析，认真吸取教训。

试论人类精神损伤

本文讨论了人类精神损伤的基本观念，着重研究了个人精神损伤的诱发因素和相关因素，精神损伤的发病机理与临床表现及重度精神损伤的三高疗法。总结提出了精神损伤是人体万病之源。

审判中心视野下刑事证卷电子化的实效及其限度

刑事证卷电子化改变了传统的文本证卷形式,使庭审证据展示更加精细化、立体化,提升了司法透明度。同时,通过庭审证卷的电子化展示,使得刑事控辩双方在庭审质证中实现"平等武装",在一定程度上扭转目前司法实践庭审质证虚化的"案卷中心主义"倾向。当然,刑事证卷电子化作为一种司法辅助手段,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如作为电子存储手段可能面临保存与泄密的风险、与原始证据割裂的风险;且作为一种新型证据承载方式,受传统庭审惯性影响,其功能与效用均会受到一定影响;而在规范缺位的情况下,其效力也难以厘清。基于此,在使用刑事电子化证卷时,应当坚持控辩平等原则、适当性原则、法庭外禁用原则,借鉴国外的"经验逻辑标准"来确定刑事证卷电子化的适用标准和范围。为了保证庭审的正常进行,必须在庭审前完成电子化证卷的制作及异议审查。与此同时,建立公检法三家相互联动的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进行电子证卷存、读、取闭环设计,实现电子证卷的安全保存。

浅谈如何提升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如何树立制度的权威性、增强制度的震慑力、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就显得十分迫切。笔者仅以反腐倡廉为切入点，谈谈如何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浅析司法警察如何发挥在涉诉信访工作中的职能作用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各类矛盾增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凸显出来，作为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在处理涉诉信访工作中应提高对涉诉信访工作的思想认识；处理好涉诉信访工作中的关系；做好涉诉信访工作的预防措施，维护信访工作的正常秩序，保护法官和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

论公务员的服从与不服从

公务员管理中要求公务员负有服从上级决定和命令的义务，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政令畅通，保证国家机关运转的统一和效率。所以，公务员有“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的义务。但是，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即使是公务员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必须是在法治原则、依法行政原则的前提之下，公务员服从上级的义务不应当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