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惠州府进士的分布及仕进情况探论

明清惠州府进士98人,其中,明代44人,清代54人。惠州府进士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明代呈现着高度集中的两极分布格局,归善、博罗并驾齐驱;清代两极格局瓦解,归善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在科举实力总体平稳的格局下出现局部此消彼长的态势。虽然明代惠州府进士数量要少于清代,但其仕进情况却优于清代。明清惠州府进士的科举、文化成绩表明,惠州不仅是岭南重要的科举中心、人才中心,而且是岭南重要的文化中心,这为近现代惠州乃至岭南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炯明与惠州的不解之缘

陈炯明是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考察陈氏起起落落的政治生涯,可以发现,他和惠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由惠州淡水举义后登上广东军政舞台,一度创造了"惠州人的广东"的神话;他与孙中山决裂后,在东江、潮梅一带进行了长达3年的拉锯战,最终以惠州的易手为标志而落败;最后,他病死香港,归葬西湖。陈炯明的成也惠州、败也惠州、归骨惠州,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进行解读:风云激荡的时代,成就了他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地势险要、战略地位重要的惠州,与他的政治生命息息相关;出于强烈的地方主义情绪,他视惠州为生活的丰沛之地。

也谈苏轼的幸与不幸

苏轼有着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人们或言其幸,或言其不幸。就其生活的宋世而言,苏轼可谓躬逢其盛:他不仅是"科举社会"的成功者,而且是求仁得仁的党锢清流。苏轼的不幸,只不过是贬谪文化背景下士大夫遭际的一个样本:士大夫之被贬谪,不是自苏轼始,也不是至苏轼终;就士大夫受处罚的程度而言,苏轼既非空前,更非绝后。论及苏轼遭际,必须将其置于具体语境下,方能真切著明。立足于政治文化视野,进行"长时段"地考察,苏轼是幸运的。至于其跌落谷底的人生磨难,只不过是贬谪文化背景下士大夫遭际的常态而已,不宜诉诸道德主义情绪将其放大。

勾勒城市文脉 提升区志文化品位

城市区志属于城市志的范畴,它必须立足于城市性进行记述。城市与文化有天然的关联,勾勒城市文脉,是区志的重要使命,也是提升其文化品位的重要途径。一是通过普通市民和精英人物来透显城市的文脉;二是通过建筑、景观以及环境中的各种可见要素来勾勒城市的文脉;三是通过徵文考献来展示城市人文的广度和深度。

名士风流:柳亚子文化人格论

柳亚子是一个"隔代"名士,具有鲜明的名士特质,这是他文化人格的表征。在时代环境、地域环境、家庭环境、人生经历、主体选择等诸多文化要素的合力之下,柳亚子的名士特质沦肌浃髓。其名士特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雅;二是狂;三是真。在柳亚子生活的时代,由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教育体制、文化环境等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可能再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名士了,但历史为他提供了一个舞台,成就了他"最后的名士"。因之,作为文化符号,柳亚子成了文化史上的绝版人物而具有活体标本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小金口模式”的启示——以小金口麒麟舞为例

"小金口模式"成功经验在于:静态保护与动态传承相统一;加强对外文化宣传和交流;适度发展麒麟文化产业。不足之处是资金匮乏和后继乏人。"小金口模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三个方面的启示意义:一是活态传承;二是明确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的权属划分;三是深层次挖掘麒麟舞的社会价值。

叶梦熊生卒年考论

叶梦熊是明代惠州的名宦,官至兵部尚书,立德、立功、立言兼备,是"惠州历史上任职最高、影响最大之人"。对于叶氏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是其生卒年问题,至今尚无定论。通过文献考证与生平考证相结合,在几种关于叶氏生卒年的观点中,基本上倾向于叶氏生于嘉靖十年(1531),卒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

也谈苏轼的幸与不幸

苏轼有着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立足于政治文化视野,进行"长时段"的考察,苏轼是幸运的:他不仅是"科举社会"的成功者,而且是求仁得仁的党锢清流。至于其不幸,只不过是贬谪文化背景下士大夫遭际的一个样本:士大夫之被贬谪,不是自苏轼始,也不是至苏轼终;就士大夫受处罚的程度而言,苏轼既非空前,更非绝后。因此,不宜诉诸道德主义情绪将其放大。

吴佩孚与陈炯明同异初探:以际遇、品德、才具为视角

吴佩孚和陈炯明都是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其人生结局都以失败而告终。从际遇、品德、才具等三个维度进行探析,可以发现,二人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交织。但对于吴氏的评价,人们能超越政治立场而崇敬其人格;对于陈氏则国共两党皆视之为"叛"为"逆"。他们何以失败?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何以如此悬绝?本文拟探寻二人失败以及国共两党对其评价之异的原因。

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以惠州市墨园村为例

古村落是镌刻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载体．传递了传统社会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态度、审美以及人地关系等多种重要信息。关于古村落，至今尚无统一的界定。冯骥才认为，古村落应符合以下几个标准：物质文化遗产自成体系．有跟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历史街区，代表性民居建筑，一些公共设施，比如庙宇、桥梁、水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小金口模式）——以惠州市小金口麒麟舞为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陈炯明与惠州的不解之缘

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惠属海丰人。他出生于一个绅商家庭，深受儒家思想的濡染。在近代风起云涌的维新思潮和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他与大多数革命者一样，经历了由主张维新到革命的转变。不过，他不是激进派，而是缓进派，他“经历了和平社会改革的九年曲折道路后，才决定加入同盟会。”惠州是其人生的一个重要驿站：他从这里出发，登上广东军政舞台，一度创造了“惠州人的广东”的神话；自第二次东征落败，惠州易手，他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柳亚子志鉴编撰实践的意义及启示——以上海通志馆为中心的考察

柳亚子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上海通志馆馆长。柳亚子及其通志馆同人从事修撰《上海通志》、编《上海市年鉴》、研究上海地方史等志鉴编撰实践,硕果累累。他们从事志鉴编撰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对于修志理念进行有益的探索,而且对地方志的机构设置、业务开展具有创始之功,还是上海地方史研究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他们从事志鉴编撰实践,还对当下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以诸多有益启示:第一,坚持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责任心开展史志工作;第二,坚持专家修志;第三,坚持求实存真;第四,坚持改革创新。

也谈苏轼的幸与不幸

苏轼有着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人们或言其幸,或言其不幸。就其生活的宋朝而言,苏轼可谓躬逢其盛:他不仅是"科举社会"的成功者,而且是求仁得仁的党锢清流。苏轼的不幸,只不过是贬谪文化背景下士大夫遭际的一个样本:士大夫之被贬谪,不是自苏轼始,也不是至苏轼终;就士大夫受处罚的程度而言,苏轼既非空前,更非绝后。论及苏轼遭际,必须将其置于具体语境下,方能真切著明。立足于政治文化视野,进行"长时段"的考察,苏轼是幸运的。至于其跌落谷底的人生磨难,只不过是贬谪文化背景下士大夫遭际的常态而已,不宜诉诸道德主义情绪将其放大。

柳亚子与广州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革命诗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一生社会活动活跃，交游广泛，上至军政要人，下至文化名流。广州是柳亚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驿站，他曾先后两度到过广州：第一次是1926年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第二次是1935年南游菲律宾时途经广州。

卯亚子与广州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诗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一生社会活动活跃，交游广泛，上至军政要人，下至文化名流。

如何写好志书大事记

志书是分门别类、系统记述一个地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它的体例主要是横分纵写（俗称志体），志体最大的好处是门类清楚，“工农商学兵”一目了然：最大的缺点是看不出“工农商学兵”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体例“偏于横剖”造成“因果不彰”的弊端。所以南宋初期大事记作为体裁被引入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