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湄《瀛百咏》之台湾地区食农书写

张湄著有《瀛百咏》,为其吟咏台湾风物之写实作品,对了解当时台湾地区的风物民情,大有神益。兹以笔者数年前发现乾隆七年刊刻的《瀛百咏》一卷为底本,结合笔者成长背景、务农经验,分析《瀛百咏》中有关食物和水果的书写,以探讨清代前期台湾社会之农业生活。其中食物分为主食、副食、饮料、调味品;主食又细分为小米、“都都”;副食则为鹿肉、鱼肉;饮料专指酒;调味品则指蔗糖。水果方面有:、西瓜、菩提果、番柑、番橘、波罗蜜、菠萝、番梨等。

杜甫在唐代詩學論爭中的意義與效應

唐代在君王奖掖、时人爱好的文学氛围下，表面上文学似乎获得了执政者的高度重视，实则文学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受到了淡化乃至斯伤。本文旨在探讨杜甫如何藉由“诗学论争”的喧哗，破解“无声无臭”的窘境，进而引领唐代诗风。其一，恻隐之美与狂筒斐然——初唐官修史书所确立的诗文典范；其二，典范移转与诗学论争——从四杰到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三，戏题剧论与大雅之作——杜甫的后继者与韩、白分流；其四，诗坛、诗选的杜诗定位与诗史的提出。本文由此厘清杜甫在唐代诗学论争中的评价与定位，及其对唐诗创作发展的意义与效应。

领域新辟 拓展有成——读《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

《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一书选题慎思,领域新辟;架构有序,层次清晰;文史互证,见地深刻;宏观微观,兼容并蓄;文献丰富,精审识断。虽有小疵,不掩卓识。展现出作者对该研究领域的精深钻研和开拓创新,诚为王维接受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综论词的起源(上)

关于词的起源,应该遵循以下三点:其一,以文学演进之常规而言,任何文体之产生,必是渐进使然,而非突变;其二,文体之产生,必赖众人之力,始能推波助澜,底于成功;其三,韵文的规矩是从自然律变成人为律,因此必须考虑其音乐、形式、句式、声律、押韵等变化。要而言之,词的起源,实为汉乐与胡乐"三管"齐下所产生的结果。所谓"三管"齐下,是认定词的起源,既来自汉民族的各地乐府,也来自胡乐,甚至多数来自汉、胡交糅的燕乐。填制的人及场域,是民间作者、文坛文人、宫廷乐师同时并行,而后由文人扩大其影响,并予以专业化。填制的时间,是韵文由自然律走向人为律的阶段,尤其是隋唐设立九部乐、十部乐之际,而且律化的进行是齐言与杂言同时并行的。举胡、汉杂糅之《法曲献仙音》、胡乐《菩萨蛮》、汉族乐府《忆江南》为例,自形式、篇章、结构、句式、声律、押韵等方面,予以分析,能论证词的起源问题。

综论词的起源(下)

本文分别从乐曲、文体、时代、场域与作者四个方面,先就前行学者有关词的起源问题,作一番爬梳,俾把握每位学者的论述思维及立场。而后提出本文论述此问题的三前提,再据以提出论点:其一,以文学演进之常规而言,任何文体之产生,必是渐进使然,而非突变;其二,文体之产生,必赖众人之力,始能推波助澜,底于成功;其三,韵文的规矩是从自然律变成人为律,因此必须考虑其音乐、形式、句式、声律、押韵等变化。要而言之,本文以为词的起源,实为汉乐与胡乐"三管"齐下所产生的结果。所谓"三管"齐下,是认定词的起源,既来自汉民族的各地乐府,也来自胡乐,甚至多数来自汉、胡交糅的燕乐。填制的人及场域,是民间作者、文坛文人、宫廷乐师同时并行,而后由文人扩大其影响,并予以专业化。填制的时间,是韵文由自然律走向人为律的阶段,尤其是隋唐设立九部乐、十部乐之际,而且律化的进行是齐言与杂言同时并行的。为印证此观点,本文特举胡、汉杂糅之《法曲献仙音》、胡乐《菩萨蛮》、汉族乐府《忆江南》为例,自形式、篇章、结构、句式、声律、押韵等方面,予以分析,期能有助于认清此现象。

台湾的科举学

台湾的科举学研究,在1949—1969年期间,由于研究的资源尚未齐备,可参考的文献不足,著作的质与量都受到局限;在1970—1979年期间,总体比起前期有增长,尤其是专书的出版量,有长足的进步;在1989—1989年期间,相关部门对撰作、出版相关书籍的努力颇为明显;在1990—1999年期间,值得注意的成果、学者相当多,学位论文的主题也比先前更具焦点、深入;在2000年之后,科举研究更为蓬勃,研究成果琳琅满目。回顾台湾60余年来的科举研究,可看出科举研究不论在质或量上,都呈现出逐年兴盛的现象。这与研究环境的提升、资源的丰沛、海峡两岸科举古籍文献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

敦煌辞典类书研究:从《语对》到《文场秀句》

从敦煌文献《语对》《文场秀句》的编制可以看出,中唐时期儿童学习词汇的类别和事类内容,既有从相似词组的训练以加深强化表述的意义,也有从相反词组的对比以扩大表述意义的范畴。毫无疑问,这都是对童蒙逻辑思维的训练方式,又是有条不紊的记忆安排,更是随身便于携带的辞典,也是提供课读时的检索备用。《文场秀句》除了具有这些辞组事类外,还有更高阶示范为文的作用,教导学童如何利用这些事典,组成篇章。也因如此,唐五代此类小型的辞典类书十分盛行,更远传海外,成为国内到东亚各国学习汉文的童蒙教材。

辛弃疾咏物诗与唐宋诗之流变

辛弃疾咏物诗 ,大约 3 0题 40余首 ,从中可看出唐音与宋调之流变。稼轩咏物诗中 ,有托物兴寄、寓言写志者 ,可与“稼轩体”相发明 ,盖传承六艺之比兴 ,较近唐音之宗风。唱和诗与连章诗追求因难见巧 ,注重自出手眼 ,有宋诗之超胜意识在。稼轩咏物诗又或妙脱蹊径 ,以指见月 ;或寓物言理 ,藉象得意 ,诗思不犯正位处 。

王安忆的“劳动”日常与怀旧叙事

王安忆自新时期以来藉“劳动叙事”展开了关于普通劳动者的生产与消费生活的现代性想象,其中所涉及的新启蒙人道主义话语、市场经济价值逻辑及集体主义劳动话语资源产生了缠绕与冲突,呈现出劳动叙事审美的衍变。由现代化竞争压力下具有经济理性、守职敬业的劳动者日常生活叙事到上海市民文化中的工农美学趣味、自尊劳动主体精耕细作、慢速生活的频频怀想,可见王安忆关切当下社会议题而打捞“缩小三大差距”的社会主义实践影像及精神资源的路径偏向。

十念文研究

有关十念之探讨,除文洛钧撰述的学位论文讨论"十念往生"之可能、议题外,其他如温宗堃、廖明活、陈剑煌等,都在讨论净土思想或有关高僧,晚近朱湘钰撰述的《"十念往生"的意义与相关讨论——以〈大正藏〉净土三经及其注疏为例》应是压轴之作。然而以上研究止于净土大师或三部经典,有关十念在经典上的不同意涵及不同的功能性问题从未被讨论过。因此,本篇除了植基于已有的研究外,从敦煌文献及古佚著作《五杉集》一书检出十念诸文献,并以《道藏》本《黄箓十念仪》等作为对照,说明十念文的使用场合及功能,同时也借此检讨唱导的意涵。

宇文所安的征兆诗学与杜诗新诠

宇文所安于1985年出版著作《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迄今已逾三十载,而学界却仍竞逐其中所谓“非虚构诗学传统”,激论中西诗歌虚实之辨。本文另辟蹊径发掘宇文所安的征兆诗学:中国诗是世界的征兆,诗歌揭示世界之模式。该诗学脱胎于刘勰和刘若愚相关理论,“征兆”关涉气类感通原理,旨在论证诗歌与世界相互感应“,世界之模式”即指中国阴阳观,故诗与世界同构并蕴含二元对比模式。宇文所安据此思路,寻绎杜甫诗歌中“多”/“一”“、稳定”/“流动”“、内”/“外”张力结构,颇具新意。

《史記》忌諱叙事與《春秋》書法——以征伐匈奴之相關人事為例

忌諱叙事,緣於"切當世之文而罔褒","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故推見至隱,筆削見義,寓微辭以譏諷之。忌諱叙事之焦點,在關注如何為尊者諱恥、為長者諱過。司馬遷《史記》叙武帝征討匈奴事,本文選取相關史傳四篇:《李將軍列傳》,叙討伐匈奴之功過,太史公詭辭謬稱,刺譏褒諱有功不賞。《衛將軍驃騎列傳》,叙衛青、霍去病征討匈奴,所獲不如所亡;衛、霍將略,太史公所不取。言外褒貶,實與而文不與。《匈奴列傳》,不敢斥言武帝窮兵黷武,乃托辭擇任將相。《平準書》,直書為邊費耗財而興利平準,因平準而滋長鬻爵酷吏。聚斂攘奪不可以書見,故或筆或削以見義。司馬遷擅長"於叙事中寓論斷",以屬辭比事為脈絡,體現或書或不書之筆削去取。主體論文分為三部分:一,《史記》叙征伐興利與《春秋》筆削:(一)《春秋》書法與《史記》之筆削見義。(二)征戰興利,或書或不書,筆削以見義。二,征戰匈奴與《史記》之《春秋》書法、忌諱叙事:(一)《平準書》據事直書,寓論斷於叙事之中。(二)《李將軍列傳》於叙事中即見其指。(三)比事屬辭與《匈奴列傳》之忌諱叙事。三,征伐匈奴與《史記》之曲筆諱書、詭辭謬稱:(一)曲筆諱書,微婉顯晦,推見以至隱。(二)詭辭謬稱,實與而文不與。

《春秋》经传的研究思路与特色——张高评教授访谈录

张高评教授研治《春秋》《左传》四十余年,出版相关专著九种,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前三十年,张教授大抵着力于《左传》文本之探讨,先后从古文义法、以史传经之视角,考察《左传》之文学价值,以及《春秋》书法之运用;近十年来,张教授掌握属辞比事之要领,诠释孔子《春秋》之微辞隐义,对于中国叙事传统之脉络,尤有正本清源之提示。为传播学术,沾溉后学,特就《春秋》学一题访谈张高评教授,以飨读者。

從華得素:《詩鏡》選評隋煬帝之形象特色及詩學意義

陸時雍《詩鏡》對隋煬帝詩歌的選評,在明代選本與詩話中,不僅選收比例高,評賞角度也有别。陸氏之審美標準爲何?本文指出,陸氏刻意避開唐宋筆記中有關忌才妒殺、讖詩應驗之事,而凸顯其才情風流的形象,反映陸氏重情韻、輕君德的詩學觀。至若標舉煬帝詩“風骨凝然”“從華得素”,一則緣於陸氏論詩重感通素樸之作,煬帝扭轉了梁、陳以來因律句興起而雕飾盛、本實衰的問題,無論在理論與創作上,都使古道復存。此外,陸氏感慨唐詩興而六代亡,然正因唐人别轉風調,益發襯托煬帝詩得六朝滋養,風味天成。要言之,陸時雍從文學史發展的角度,重新定位隋煬帝詩歌之價值,爲我們揭示了晚明詩壇及文論,在既有的復古、竟陵等諸流派框架下,不一樣的觀看視角。

敦煌應用文書啓請文研究

一、前言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文獻S.3875號寫本,僅存一紙,其正面首題'諸雜齋文一本',下録小題'啓請文',題後則録内容,並續抄至卷背,第二篇題作'結壇文',僅録三行,餘紙留白處題署'應管内外釋門都僧統臨壇供奉大德謙(兼)闡揚三教大法師紫賜(賜紫)沙門'、'敕河西歸議(義)等軍節度使銀青光禄大夫兼校國子祭酒兼御使(史)

高罗佩小说《迷宫案》对《棠阴比事》《狄公案》的改进和重写

《迷宫案》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首部正式出版的侦探小说,也是其唯一自译的中文小说。该小说核心写作策略参考了西方侦探小说的观念和技法,对中国古典素材予以扬弃改造。在《迷宫案》付梓前后,高氏亦完成了其他两部著作《棠阴比事》及《狄公案》的英译工作。文章旨在探讨高氏《迷宫案》依照去芜存菁原则,对《棠阴比事》《狄公案》二书的改进和重写:就前者论,即借用汲取其故事梗概,再进行名物替换式加工;至于后者,则是淡化或删减公案小说的某些特征要素。

敦煌本杜友晉《書儀》與《五杉集》之比較研究——以凶書儀中的“五服圖”爲討論中心

一前言宋初以前凡是加冠"書儀"爲名,或者具有該類性質的可考文獻,史志載録約有三十來種,如今幾乎完全佚失,僅有司馬温公《書儀》一部見存。其後此類書籍名稱爲之一變,史志編目則由儀注或書儀部轉入子部類書或集部的總集與個人别集中,已失去六朝以迄唐五代之前的盛況。詎料敦煌文獻中居然發現了近百卷號這類的寫本,經過周一良指導趙和平整理之後,共存録了十七種文本,雖然猶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至少學界也有了聚焦彙談的底本文字。

《左傳》接受與貞觀視角——以《群書治要》截録“華元食士”爲例

貞觀五年魏徵等人編纂《群書治要》,該書究竟有無思想内涵?如果有,應該如何把握?根據序文,魏徵意圖編纂一部不同於《皇覽》、《遍略》,講求文義、見本知末、治國理政、合時可用的經世群書文本。因此,如何從截録自古籍的文句,挖掘出藴含編纂者詮釋的叙述,致用就是問題的關鍵。本文挑選《群書治要·左傳》裏的一則記載——“華元食士”,以此爲切入點,透過文脈的分析與語境的掌握,明晰《群書治要·左傳》藴含異於《左傳》的視角與意義。文分三大部分,一者,以經典還原的方式,掌握《左傳》取捨先後面貌,以爲詮釋基礎;二者,透過掌握“華元食士”記載的歷史解讀,定位唐代解讀的取向;三者,説明“羊斟敗國”到“華元食士”評價觀點的異同,以及透過《貞觀政要》的語境外證與《群書治要》編纂意圖的内證,彰顯此思想的内涵。經過以上的分析,藉由“華元食士”叙述取向關注“恩結人心”的情感、重視“屈己得人”互動的人際經營,顯見《群書治要》擁有反映時代的思想特色,“以編代作”的詮釋意圖,所以持續從文本的比對與詮釋,拓展《群書治要》的思想研究有其重要性。

以射觀德——先秦射禮中勇德與賢能的教育

先秦時期貴族男子的教育中,射禮無疑具有核心的地位,《禮記·内則》謂:"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禮記·月令》、《燕義》都提及學校教育中射禮具有關鍵地位。《論語》謂:"君子無所争,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争也君子"。射禮除了透過競賽培養氣力和勇氣,同時也強調"讓",這在《儀禮·鄉射禮》、《大射儀》叙述射禮儀節之三番射中可以看出,第一番射"獲而未釋獲",第二番射"釋獲",第三番射"不鼓不釋",並以鼓樂節射。第一番射時只在誘射,第二、三番射時,雖然"釋獲",但重視揖讓與觀德行,尤其第三番射,樂節被特别強調。學者往往謂射禮"貴仁義而賤勇力",這於射禮的儀節過程中可以看出。然而所謂賤勇力者,乃在避免好勝之心,而實在培養勇氣、勇德與群性,故而一方面強調"射不主皮",另一方面則強調持弓審固,合於樂節,乃能中的;因此以"發而不失正鵠者"爲賢者,"序賓以賢"在此脈絡下理解,"賢能"亦在此脈絡下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