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论语》在古代东亚社会中的传播和接受

《论语》作为儒家学派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即已成书,至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成为儒学教育的重要教材。其影响不仅在中国,还远及韩、日等东亚国家。20世纪以来,在中、韩、日等国均出土了《论语》简牍。本文以《论语》简牍为中心,考察古代东亚社会儒学普及和汉字的使用。特别是通过对从汉代以后到8世纪前后,中、韩、日东亚三国出土《论语》简牍的比较分析,提供理解东亚世界汉字以及儒教思想传播和接受的新视角。

汉晋时期书籍的普及与东亚社会

古代中国的书写材料从竹简、木简转变为纸张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汉代以前,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书籍的普及,以简帛等为材料的书籍普及数量已不在少数。汉代随着学问的兴盛、读书层的扩大、学官制度和文书传递行政体系的日臻完善,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量剧增。东汉时期蔡侯纸的问世,标志着新形态书写材料的出现,也使纸张得以普及,使大量复制书籍成为可能。这种书写材料的变化,从社会大众的角度考虑,纸张在书写效率方面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此,从南北朝时期以后,纸质书籍普及全国。东晋元兴元年(402)桓玄实施的法令意味着简帛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纸张的使用已经普遍化。这一结果更加促进了书肆的成立,市场上流通的不仅是经学类书籍,也包括通俗作品等多元化书籍,持续不断的需求和供给,以及囊括南北朝市场的规模扩大,都反映出文献的流通过程已经形成。另外,书籍的增加与流通的活跃,使得书籍的“外部”扩展成为可能,对东亚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韩国政治的结构性问题:双重分裂结构和两种“体制”的制约

近年来韩国政治由于乱象丛生而备受外界关注,尤其是历任总统或在任期中或在卸任后总会遭遇各种政治困境的现象,成为焦点问题。此文致力于探讨韩国政治表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和“局势”性因素。整体而言,在“结构”性因素方面,韩国政治受到双重分裂结构的制约;在“局势”性因素方面,则受到两种“体制”的制约。所谓双重分裂结构,是指朝鲜半岛上的南北分裂和韩国国内的社会分裂,后者又包括岭南地区与湖南地区之间的地域对立,和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之间的理念对立。两种“体制”则指政治上的“87年体制”和经济社会上的“97年体制”,即1987年“六月抗争”之后形成的宪政体制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形成的经济社会体制。对于韩国的政治领导人来说,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在贪腐问题上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发挥行为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并不一定不能避免困境;但在执政效能的问题上,韩国总统受到前述因素的极大制约,所能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有限,确实难以避免结构性问题所带来的困境。

从历史经验看文在寅政府时期韩朝和解的前景

二战结束至今,朝鲜半岛双方经历了冲突对峙与和解合作的交替过程,文在寅政府执政后仍处于十字路口。笔者梳理了二战结束后朝韩和解合作历程,着重考察和解合作达成、受阻或被破坏的内外因素,从中总结出双方需重视内部因素的带动作用,韩方需平衡好美国因素和韩朝关系等经验教训。当前,朝韩和解出现了新的积极动向,关键是朝鲜需坚持对话方向,不再进行新的"核导"试验,美国也应正视朝鲜合理关切。韩国应对美国的错误政策进行牵制,与中国加强协调,促使朝鲜认识到"核导道路"没有出路,并在国内积极营造对朝和解氛围。

由朴槿惠事件来看韩国民主政治

"崔顺实门"是韩国现代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最终导致朴槿惠成为韩国第一位被弹劾下台的总统。这一事件深刻揭示了韩国民主政治的诸多症结,它与朴槿惠个人风格、韩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以及韩国政治文化生态密切相关。韩国民主政治的症结也许要跳出民主政治本身的逻辑框架来找到克服的可能性,要深刻反思功利主义的教育理念,努力培养具有大公精神的政治人才,这也有利于中韩关系的健康与稳定发展。

韩国家族财阀走向没落?

从“三星共和国”的危机说起“居住在韩国，只使用三星的产品就可以生活下去。”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生动地勾勒出这个韩国第一大企业集团无所不在的生活场景：

上博楚简《鬼神之明》鬼神论与墨家世界观研究

上博楚简《鬼神之明》的主题和讨论的核心在于鬼神的"明知能力"。从方法论看,是从鬼神赏罚论的观点论证鬼神明知的问题。关于鬼神明知论,《鬼神之明》的基本立场是兼有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的"折衷立场"。这与今本《墨子》所见关于鬼神明知及赏罚能力的三种立场(完全肯定、完全否定、怀疑)不同,是《鬼神之明》所特有的。中期到末期的墨家世界观以天、鬼、人三层世界观为特征,即以天上世界、鬼神世界、人间世界三层结构来认识世界。三层世界观将关于天与鬼神的个人宗教信仰、三利思想、国家统治论、天人相关论全部包容在内,成为墨家思想的根基。到了墨家末期,墨家内部出现了对鬼神明知及赏罚能力深表怀疑的情况,不同的是,《鬼神之明》并非只是单纯怀疑,还鲜明地提出了"鬼神不明"这种新的学说。如果墨家内部已承认鬼神不明,个人层面上的宗教信仰、中期之后学派层面上的墨家几乎所有的理论、国家层面上基于尊天事鬼的统治论及天人相关论,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所以《鬼神之明》虽是战国时期由墨家一派形成的文献,但今本《墨子》被编纂时,必然要排除《鬼神之明》。这样也就从理论上为墨家为何从秦汉之际的历史舞台上突然消失,提供了一个原因。

2015年韩国MERS事件:分析与思考

2015年初夏时节,韩国发生的MERS疫情曾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MERS疫情在韩国的超乎常规的迅速传播更是激起人们的好奇和困惑:与其他非中东国家相比,为何只有韩国在出现输入性病例后疫情迅速扩散?这可以从疫情初期韩国政府的消极作为和韩国医疗体系的特征两个方面找到答案。而导致疫情迅速扩散的这些原因背后其实代表着某些世界性的现象,比如公共行政的去政治化和国家自主性的削弱等。

明使的“金四月”题唱和朝鲜的“断指疗亲”风俗

明景泰元年倪谦出使朝鲜,他偶然知道了朝鲜孝女金四月断指疗亲的事迹,感动之余,慨然为之题诗,揭开了此后近200年的明使金四月题诗的序幕。金四月既不是朝鲜唯一一例断指疗亲事例,也不是第一例,但她却因为明使的赞扬而广为人知。在金四月之后朝鲜发生了大量断指疗亲的事例,下至底层奴婢,上至王室宗亲,包括广大两班知识阶层在内,笃信断指疗亲,形成了断指疗亲的浓厚风气。本文主要描述了明使的金四月题咏和朝鲜的断指疗亲风俗,并分析了断指疗亲风俗形成的原因,及其与中国割股疗亲风俗的比较。

汉代边疆地区统治理念的传播和意义

汉武帝为确立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图谋通过对郡县的支配而扩大其统治领域并深化其支配。所以随着对周边民族的征服,紧接着设置边郡,从而对那些在习俗、语言、社会制度、经济活动等诸多方面具有异质文化性格的异民族,同样贯彻其郡县方式的支配。但是对边境地区的郡县支配具有一定的限界性。所以需要并行某种能够克服郡县支配的限界,更有效律地统治边境地区的手段,导入能使边境地区'移风易俗'的制度,即需要将重点放在通过郡县学传播及儒教理念。

韩国的秦汉法律简牍研究现况（2000-2013）——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中心

2000年代以后,韩国的秦汉简牍研究以张家山汉简为中心,在法律史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研究的主要特征与动向是共同研究简牍以及展开释文工作,这是在以往时期未曾有过的新动向.研究的主要对象有法律体系、士伍和庶人的身份性质以及译注工作等.与研究同时并进的国际学术活动的活跃,使通过简牍而展开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准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美韩同盟的现状和未来

本文从建构主义的视角,通过考察美韩两国各自的战略思想,来探索美韩关系的未来走向。首先,本研究考察了美国大战略思想对美韩同盟的意蕴,该分析与韩国战略立场相结合,尤其是在涉及朝鲜事务之时。该分析对于我们理解美韩关系的未来走向尤其重要。两极化的冷战格局解体后,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个能够重塑国际秩序替代性的全球格局尚未形成。考虑到上述不确定性,不同的思潮对于我们理解美韩同盟的未来走向就显得至关重要。再者,美国针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基本上都是在其大战略的框架之内制定出来的。和美国的战略类似,韩国在后冷战时期的朝鲜政策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基础尚不牢固,尽管它的主要战略立场,已经从遏制转向了吸纳参与。正因为美韩的安全政策尚未完全成型,探索和比较其战略立场,有助于我们为其未来的合作伙伴关系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本文对两国战略思潮的演变进行了历史分析。该分析表明,一般而言,两国针对朝鲜的战略立场正在逐渐趋同,尤其是涉及对平壤进行威慑之时。然而,美韩同盟关系曾经一度出现紧张态势——当韩国和朝鲜求和解而把美国排除在外之时。当下美韩两国当局针对朝鲜的战略立场,大都是相互合作的,并呈现趋同态势。然而,一旦华盛顿和平壤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成为军事冲突,美韩之间的战略裂痕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因为韩国不会容忍在自己的土地上再进行一场战争。

同樣的史實,不同的記録——以有關秦始皇之死與胡亥繼位的記録爲中心

北大漢簡《趙正書》與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9號井出土的秦二世詔書中關於秦代歷史的記載與《史記》有明顯不同。《史記》的編撰目的在於宣揚漢室的盛德,因此,司馬遷否定秦朝,强調漢朝的正統性和漢朝皇帝盛德的這些歷史記述,都反映出他認爲漢朝繼承的是“扶蘇—蒙毅—蒙恬”這些“敗者的正統性”歷史,而不是《趙正書》中記載的秦始皇死後由“胡亥—李斯—趙高”等繼承的“勝者的非正統性”歷史。《趙正書》的發現,可以證明秦漢時期除《秦記》以外,還有很多記録秦代歷史的書籍存在於世。但在尚未究明秦代所有歷史的情况下,難以斷言《趙正書》内容的真僞。《趙正書》很有可能是漢朝建國以後,基於對秦朝的否定與確定漢朝正統性的“時代需要”編撰而成的。

《大同江》作爲海東名詩典範的確立與接受

朝鮮半島受中華文化影響深遠,素有“小中華”之稱。朝鮮人歷來對“小中華”之稱甚爲珍視,特别是對其文學上的成就,以爲不讓中華,如朝鮮文人崔淑精(1435-1480)曾言:“吾東方詩學,始於三國,盛於高麗,而極於聖朝之文明。數千載間,温柔敦厚之教,薰陶漸漬,而風雅之聲,彬彬乎洋洋乎,足以追配六藝之作。”①洪萬宗(1643-1725)則進一步説:“雖比之中華,未足多讓。”②因此,在朝鮮人看來,文學的發達正是其文明發達程度的標誌之一。

秦、漢初“士”與“吏”的性質——以《為吏之道》和《為吏治官及黔首》為中心

序言眾所周知,在自古至今兩干多年的中國歷史上,士的傳統的發展變化與各時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思想等社會各方面的變化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①觀察士的發展演變過程和特點,可以發現先秦時期士多被稱為遊士,②而秦漢時期其多以士大夫的"形態"出現。③但是,每個時期對"士"的稱呼都各不相同。

韓國出土資料研究現狀及展望——以韓國木簡及中國秦漢簡帛爲中心

一、序言仔細考察20世紀以來包括韓國在内的東亞三國的古代史研究動向的話,就可以發現出土文字資料^(①)不再是歷史研究的輔助資料,而成爲主要研究資料占有重要地位。這些出土文字資料的重要性,在中國,正如由於甲骨文與敦煌文書的發現進而成爲專門學科——“甲骨學”與“敦煌學”一樣,學者們也很謹慎地提出以竹簡、木簡資料爲主的簡牘資料研究可能成爲一門新興學科的見解。^(②)

东亚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探索以殖民地时期朝鲜的丁玲接受为中心

殖民地时期的朝鲜文坛就已经开始探索丁玲,该时期对丁玲的译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将其作为中国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早期的丁玲形象是五四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因积极地反映社会问题,具有反对封建家庭等革命性因素,受到丁来东、金光洲等朝鲜文人的追捧。第二,认为丁玲是妇女解放或新女性的典范。如李明善提及丁玲时,认为她是五四妇女解放运动中少有的成功案例;朴天顺曾称赞丁玲作品中的丽嘉可谓是难得的近代女性形象。第三,将其视为国民党打压左翼人士进行文化专制的案例。丁玲失踪后不久,日韩左翼文人都在文章中批判国民党专制的文艺政策时提及丁玲事件,这也表现出东亚左翼知识分子的连带与互助。仔细观察殖民时期朝鲜的丁玲接受可以发现朝鲜文人在面对国家走向这一历史课题时对于文学现代化、新女性等一系列围绕现代性问题所作出的思考。

韓國的戰國秦漢簡帛研究論著目録(1975—2010.10)

説明:1.本目録收録的是1975年至2010年10月期間在韓國發表的以簡帛爲中心研究戰國、秦漢史的論著,其中包括中國和日本學者以中文和日文在韓國發表的論文。2.本目録分爲四類:著作及譯著、研究論文、譯注、綜述及研究動態。在此基礎上,研究論文又分爲:楚簡、秦簡、漢簡、三國吴簡、其他相關論文。3.首先按出版時間排序,然後按姓氏拼音排序。

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第5次国际学术会议“古代中国国家资源的运用及其原理”纪要

2010年6月25—26日，由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承办的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第5次国际学术会议“古代中国国家资源的运用及其原理”，在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召开。韩、中、日三国的31位中国中古史研究者与会。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会长李成九宣布大会开幕，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院长金东淳为大会致辞。四场讨论的司会分别由成均馆大学金庆浩、釜山大学崔德卿、庆北大学尹在硕、东国大学郑炳俊担任。

专题二:知识东亚与现实东亚(之二)

本文意在通过再讨论、再反省指出，既往韩国史对日本殖民时期韩国社会状况的认识框架是以大有问题的二元对立认识框架为基础的。但一个社会是不可能只由此两种方式构成的，因此对日帝时期韩国社会状况进行重新认识便变得不可或缺。为突破现有的二元认识框架，本文提出了覆盖宽广的“灰色地带”等问题，认为，跟“剥削”和“反抗”这一套概念比起来，在对殖民支配既承认又反抗的矛昏性中共存的“协助”这个认识模式，将更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此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