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乘数法估计成都市区男男性行为人群规模的研究

[目的]利用乘数法估计成都市区男男性行为人群规模数,为制定高危人群防治策略提供依据。[方法]在成都市区选择6家男男性行为人群聚集场所观察3d并计数,采用提名法获得调查目标人群,运用乘数法进行男男性行为人群的规模估计。[结果]成都市区男男性行为人群规模均数为11218人(95%CI:9115～14583人)。[结论]利用乘数法估计结果基本反映了成都市区男男性行为人群中相对活跃的人群规模。

基于扎根理论的成都市艾滋病干预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成都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干预效果影响因素。方法:采用立意抽样的方法,对成都市既往接受过艾滋病干预活动的10名男男性行为人群进行个人深入访谈。依照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对转录资料进行3级编码,并利用MaxQDA 2007软件辅助转录资料的整理、编码及撰写备忘录。结果:通过开放式编码,抽象出影响成都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干预效果的39个概念和9个范畴,其中认知情况、艾滋病相关服务情况、心理因素和对服务的顾虑属于最为关键的核心影响因素。轴式编码将影响因素范畴化为个人因素、群体因素和社会因素3个层面,最终通过核心编码构建出整体理论框架。结论:在今后的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干预活动中,还需要从个人、群体和社会3个层次入手,提高该人群对艾滋病的正确认知、提高艾滋病相关服务质量并降低其对服务的顾虑,强化人群心理健康,切实提高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防治工作质量。

HIV阳性男男性行为者的抑郁焦虑状况

目的：了解我国HIV阳性男男性行为人群（MSM）的抑郁、焦虑状况,探讨抑郁、焦虑的相关因素。方法：在MSM社区HIV感染者小组的帮助下,在HIV阳性MSM中采用＂滚雪球＂的方法,共招募HIV阳性MSM 600人,采用电子调查问卷进行调查,获有效问卷541份。使用自编HIV阳性MSM人群健康状况调查表调查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及健康行为等,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S-D）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调查抑郁（CES-D评分≥16分者为有抑郁症状）、焦虑（SAS评分≥50分者为有焦虑症状）状况。结果：研究对象抑郁、焦虑症状检出率分别为44.7%（242/541）和25.1%（136/541）。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包括最近1年考虑过自杀（OR=3.31,95%CI：1.73-5.34）、未将HIV感染状况告知男性固定性伴（OR=0.47,95%CI：0.30-0.73）和被歧视经历评分高（OR=1.19,95%CI：1.11-1.29）;与月收入≤1500元者相比,月收入为〉5000元者有抑郁症状的可能性降低（OR=0.34,95%CI：0.17-0.71）。焦虑症状危险因素包括最近1年考虑过自杀（OR=2.43,95%CI：1.40-4.21）、接受抗病毒治疗（OR=1.74,95%CI：1.06-2.84）和被歧视经历评分高（OR=1.12,95%CI：1.05-1.20）;与月收入≤1500元者相比,月收入为〉5000元者检出焦虑症状的可能性降低（OR=0.44,95%CI：0.20-0.94）。结论：本研究提示HIV阳性MSM人群抑郁或焦虑症状检出率高,需要引起重视;降低社会歧视、促进性伴交流与支持、改善经济状况可能有助于提高HIV阳性MSM的心理健康水平。

在MSM人群中开展性病知识的同伴教育效果研究

目的探讨同伴教育在男男性行为者(MSM)人群中的知识认知和行为转变的效果.方法2004年3～11月,在昆明、成都两市的MSM人群中开展有组织的同伴教育活动;在4月和11月,分别进行性病、艾滋病知识和个人性行为情况的人群抽样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基线调查184人,终期调查175人.两次调查发生首次性行为的年龄中值均为18岁,发生首次同性性行为年龄的中值均为19岁.基线和终期调查发现,调查对象对性病、艾滋病知识的认知发生了有意义的全面提高,但在近3个月内异性性行为和同性性行为的发生率和性伴数没有改变,并且平均性伴数都超过1人.各种方式性行为的发生率没有改变,安全套的使用率也没有发生有意义的提高,只是对性对象的健康状况关注增加了.结论同伴教育能够很快提高MSM群体的性病、艾滋病知识认知,但是存在'认知与行为分离'的现象,加速安全性行为的促进是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安全套促进也需要人性化措施.

同伴教育对男男人群性病知识的影响

目的:了解同伴教育对男男性行为者(MSM)人群性病知识教育的意义。方法:2004年3月～11月在昆明和成都的MSM人群中开展有计划的同伴教育活动,并分别在4月份和11月份开展有关性病知识的基线和终期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两次调查分别有197人和176人参加,两组人群的受教育程度、性生活状态没有差异,但是在年龄、职业及自我定义的行为状态有差异。终期调查发现有关性病、艾滋病知识的正确回答率全面提高,并且绝大部分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同伴教育是一种值得在MSM人群中推广的普及性病知识的好形式。

加强与男男性接触者交流促进就医环境改善

目的了解医务人员对男男性接触者 (MSM) 群体认识, 促进该人群性病、艾滋病防治服务工作的改善。方法通过访谈定性了解医务人员对MSM群体的了解程度和对服务工作开展的知识、能力需求。结果通过对访谈结果的分析发现医务人员对MSM人群的认识不足, 甚至根本不了解群体的存在, 因此, 对群体的实际需求也不了解。医务人员中存在着对人群的偏见和恐惧。医务人员的职责是促使他们愿意开展该人群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动因。结论加强医务人员和 MSM人群的交流, 促进医务人员的认识提高, 是改善该人群性病、艾滋病防治服务的基础。

男男性行为者对就医环境的需求

目的了解男男性行为者(MSM)的就医环境要求.方法采用自拟的贯穿就医全过程的知情同意问卷,由MSM匿名填写后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46名参加调查者均有同性性行为.74.6%的人选择正规的医院就诊,98.7%的人对门诊标志持认同态度,63.0%的人希望男医生接诊.希望医生仔细问诊的占64.4%,仔细查体的74.0%,全面化验检查的73.3%,执行国家推荐治疗方案的52.1%.56.8%的人希望总治疗费用低于500元,500～1 000元表示能够接受的占35.6%.21.2%的人认为有接受心理辅导的需求,58.9%赞同设立交流电话等形式进行疾病预防的宣传,90.4%的人愿意在心理困惑时到医院设立的心理辅导室接受服务.结论公立医院的实际情况与MSM人群的需求相近,有条件开展人群的专业服务.医院在开设相应服务时应将心理支持、辅导纳入其中.

艾滋病感染者“阶段式”心理支持模式探索

目的探索根据感染者所处各个时期的需求不同,进行"阶段式"心理干预支持的模式。方法采用文献复习、专家咨询、问卷调查、现场观察等方法搜集资料。结果建立了"阶段式"感染者心理支持模式,对新发现的216名感染者/病人进行了心理支持。干预一年后,重度抑郁的感染者/病人由13.8%下降为0.0%,有焦虑症状的感染者/病人降低了23.8%,有抑郁症状的感染者/病人降低了32.1%,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提高了28.5%,男性发生肛交行为时每次使用安全套率提升27%,干预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后抑郁及焦虑评分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实施"阶段式"感染者心理支持模式,可以显著改善其抑郁和焦虑症状,有效缓解心理压力;同时能有效提升MSM感染者的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和安全性行为发生率,对于提升感染者生活质量,降低性病艾滋病传播危险等具有重要意义。

男男性接触者立体化、全覆盖干预模式初探

目的探索科学有效的男男性接触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干预模式。方法文献复习、专家咨询、问卷调查、现场观察、网络调查等。结果建立了MSM立体化、全覆盖干预模式,在成都市MSM人群中开展艾滋病干预,干预覆盖18494人。干预一年后,目标人群最近一次安全套使用率、知觉感染风险意识及坚持采取防护措施频率三项指标均有明显改善(P<0.05)。结论通过对MSM活动场所、社交网络的全覆盖,采用一对一、社群活动、互联网宣传,对不同小群体开展多层面立体化的干预活动,根据危险程度不同采取差异化的干预策略与方法,对MSM人群的干预可取得明显效果。

HIV暴露前预防认知量表的编制及在男男性行为者中的初步验证

目的编制并验证基于健康行动过程取向理论的PrEP认知量表,为进一步探讨PrEP的认知影响因素和推广机制提供工具。方法以量表的六个主要理论要素(自我效能、积极结果预期、消极结果预期、风险感知、使用意愿和行动计划)构建量表条目池,于2023年10月26日至11月27日在成都和合肥两市的MSM中进行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HIV暴露风险、PrEP使用情况以及PrEP认知量表,评估量表的内容效度、表面效度和区分效度,以Cronbach’sα系数评价量表信度,并在一部分调查对象中检测量表的重测信度。结果在参与预调查的32名研究对象中,53.1%(17人)存在HIV暴露风险,34.4%(11人)曾经或正在使用PrEP,在服药方案的选择偏好上,研究对象首选按需服药方案,长效注射方案次之,最后为每日服药方案。由HIV领域专家、同伴领袖和一般适用人群对量表的内容效度和表面效度进行定性评价,修改各条目的措辞和顺序,最终形成9维度44条目PrEP认知量表。总Cronbach’sα为0.882,重测信度组内相关系数为0.895。结论量表的信效度良好,可用于测量PrEP适用人群的PrEP认知水平,为PrEP推广提供评估工具和参考。

广州和成都市男男性行为兼异性性行为者的HIV感染状况及性行为特征

目的了解中国男男性行为兼异性性行为者（MSMW）的HIV感染状况及其与男性和女性的性行为特征。方法采用“滚雪球”方法在广州和成都市各招募300名MSMW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社会人口学特征、最近6个月男性性伴种类和特征、男男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状况、最近12个月异性性伴种类和特征、异性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状况）和HIV抗体检测。结果共600名MSMW接受问卷调查和HIV检测，HIV感染率和检出率分别为26．2％和8．5％；最近6个月有28．O％的调查对象拥有≥5名男性性伴，肛交行为时每次使用安全套者占44．2％，最近3次和最近1次男男肛交性行为使用安全套者分别为52．3％和63．0％；最近12个月有86．0％的调查对象与女性发生性行为，其中配偶、婚前女友、婚外情人、女性偶然性伴和女性商业性伴的比例分别为65．0％、27．2％、1．5％、12．7％和4．5％，约1／3的调查对象异性性行为时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36．5％在最近3次异性性行为时均不使用安全套。最近6、12个月成都市MSMW男男性行为时每次使用安全套分别为55．7％和38．3％，均高于广州市（32．7％和25．3％）。HIV阳性者中，与男性发生肛交性行为者为91．1％，最近6个月与男性发生肛交行为时每次使用安全套者为49．7％，最近3次和最近1次男男肛交性行为使用安全套者分别为60．5％和69．4％；最近12个月有82．8％阳性调查者与异性发生过性行为，42．0％每次性行为坚持使用安全套，最近3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者占47．8％。最近6、12个月，既往检测HIV阳性MSMW从不使用安全套同性和异性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为4．3％和12．9％）均低于本次检测HIV阳性MSMW（22．0％和46．3％）。结论MSMW人群的HIV感染率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并存在较高比例的无保护男性肛交性行为和女性阴道性交行为，该人群在HIV跨性别传播中的桥梁作用可能加快HIV在普通人群中的蔓延。

上海和成都市HIV阳性MSM人群性传播危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有无保护性行为HIV阳性的MSM人群性传播行为状况,及与健康状况和性伴告知的关系。方法 在成都和上海市HIV感染者中,采用滚雪球方法共招募308名HIV阳性且有无保护性行为的MSM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被确认HIV感染时间、CD4＋T淋巴细胞数、病毒载量、抗病毒治疗状况、焦虑和抑郁症状、最近6个月性伴种类和性行为、固定性伴和偶然性伴告知状况等。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方法分析性传播行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308名调查对象中,最近6个月至少有一次性传播行为的报告率为70.1%（216/308）;确认HIV感染后拥有男性固定性伴、男性偶然或商业性伴的比例分别为89.0%（274/308）和68.2%（210/308）,其中未告知固定性伴、未告知偶然或商业性伴的比例分别为59.1%（162/274）和94.3%（198/210）。未告知固定性伴者中,91.9%（149/162）有性传播行为,未告知偶然或商业性伴者中相应的比例为89.9%（178/198）。多因素分析显示,非同性性取向者拥有性传播行为的危险约是同性性取向者的6倍（aOR=5.896,95%CI：1.808～19.232）;未将自己的HIV感染状况告知、或仅部分告知男性偶然性伴或商业性伴者,其继续传播行为的危险分别是告知性伴者的29倍和19倍（均未告知者：aOR=28.957,95%CI：7.511～65.004;部分告知者：aOR=18.956,95%CI：6.995～57.417）;确认感染HIV时间为〈6个月者其继续传播行为的危险性最高,1～2年者发生性传播行为的危险性最低（aOR=0.048,95%CI：0.033～0.788）,≥2年者发生性传播行为的危险性有所升高;与未接受抗病毒治疗者相比,接受抗病毒治疗者发生性传播行为的危险性降低。结论 HIV阳性且有无保护性行为的MSM人群拥有性传播行为比例超过2/3,增加抗病毒治疗和促进性伴告知是降低HIV阳性的MSM人群继续传播的重要策略,确认HIV感染时间〈6个月者是性传播行为干预的重点对象。

成都市MSM中HIV抗体快检阳性者寻求确认检测的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成都市接受社区组织艾滋病病毒(HIV)抗体快速检测服务的男男性行为者(MSM)的特征,以及HIV抗体快速检测阳性者后续确认检测行为的影响因素。方法以2015年1-12月接受成都同乐健康咨询服务中心HIV抗体指尖血快速检测服务的MSM为研究对象,搜集人口学和行为学资料、HIV抗体快速检测结果及后续确认检测情况等信息。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快检阳性者后续确认检测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研究对象3 173人,互联网途径找寻性伴(互联网型)占70.4%(2 235人);互联网型和非网络型MSM在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咨询检测地点、最近6个月男性性伴数和最近6个月与男性发生肛交行为时安全套使用频率的分布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HIV抗体快速检测阳性率为10.6%(335人),84.2%(282/335)接受了后续蛋白印迹试验确认检测,确认阳性率为95.7%(270/282)。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MSM进行后续HIV确认检测的影响因素包括: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VS.文盲/小学,比值比(OR)=4.60,95%可信区间(CI):1.36~15.5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VS.文盲/小学,OR=6.11,95%CI:1.90~19.60)、在浴室接受咨询检测(VS.办公室,OR=0.41,95%CI:0.19~0.85)。结论互联网已经成为MSM寻找性伴的主要途径,而非网络型MSM具有多性伴和安全套使用差的特征,应有针对性地进行艾滋病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文化程度低、在浴室被动员的MSM后续确认检测率低,应加强检测前后咨询,减少快检阳性脱失。

成都市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感染者卫生服务利用现况调查

目的了解成都市男男性行为人群(MSM)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对随访咨询、CD4检测、性伴告知和检测等艾滋病相关卫生服务利用现况,为制定干预措施提供可用信息。方法研究对象招募采用滚雪球方法,调查问卷采用面对面方式,对社会人口学特征、艾滋病预防干预和相关医疗服务利用情况等信息进行统计描述。采用SAS9.13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共调查MSM人群HIV感染者202人,其中约30%的人未接受过安全套、润滑剂发放和同伴教育等预防干预服务;35.2%的人在出现性病症状后未到正规医疗机构的规范诊疗服务;11.4%的人未检测过CD4;41.4%的人未将自己的感染状态告知他人,包括性伴;76.9%的人从未介绍过自己的性伴去检测HIV。结论预防干预、性病诊疗、CD4检测以及促进性伴告知和检测等艾滋病性病相关医疗服务在MSM人群HIV感染者中的利用率均较低,需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提高相关服务覆盖面和服务质量。

MSM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模式探索

目的通过在男男性行为人群(MSM)中开展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试点(VCT)工作,探索MSM社区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模式,提高MSM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利用、结果告知及随访服务。方法采用设立社区咨询点、结合干预工作进行检测转介、提供符合人群特点的检测咨询,实行首询负责制的方法开展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结果通过试点工作,形成了一套由MSM社区组织、各级疾控部门和医疗机构紧密合作,包括咨询检测、结果告知、追踪确诊和随访在内的MSM社区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模式。试点期间,成都同乐健康咨询服务中心共有2 218人次、泸州和南充市各有537人和311人接受了社区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结论通过在MSM中开展社区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试点工作,提高了MSM对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的利用率,加强了检测后结果告知和随访服务。

成都市不同活动区域男男性行为人群高危行为特征分析

目的通过比较成都市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县的MSM人群人口学和行为学特征,指出县城MSM人群的特点,为探索适宜县城MSM的防控策略提供依据。方法分别在成都市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县招募MSM,采用问卷收集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性取向、艾滋病相关知识、行为特征及检测HIV抗体,比较两个区域样本的特征。结果成都市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县分别招募MSM 410例和486例。两者在人口学特征差异明显,表现在:中心城区具有低年龄(<35岁占92.93%)、未婚(82.93%)、高学历(大专及以上占74.63%)等特点,近郊区县以高年龄(35岁及以上者占比50.21%)、在婚(64.33%)、低学历(初中及以下占比62.70%)为主,人口学特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近郊区县MSM有相对固定的聚集场所(66.26%),中心城区主要是网络途径(41.95%);中心城区MSM找男性性伴的方式以网络方式占绝大多数(93.41%),显著高于近郊区县(22.15%),P<0.05。中心城区的HIV阳性率为8.78%,高于近郊区县(6.17%),其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中心城区VCT服务(77.07%)和安全套发放服务(72.68%)显著高于近郊区县(39.53%,56.62%);同伴教育覆盖率(22.20%)低于近郊区县(37.39%)。结论成都市近郊区县MSM人群HIV阳性检出率,与中心城区接近,但在人口学和行为学特征上有明显不同,表现在年龄大、文化程度低、在婚比例高、有相对固定的聚集场所、VCT覆盖率低,应根据这些特点制订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某丙型肝炎相关干预研究的随访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描述某基于社交软件开展的丙型肝炎(HCV)相关干预研究的随访情况,以及对随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法选取该项干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基线数据(包括一般人口学信息、性行为情况、HIV检测情况和既往HCV了解情况等)和随访情况进行分析。采用χ^(2)检验比较不同特征调查对象随访率的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成功随访的相关因素。结果共纳入研究对象1180名,年龄主要集中在19~29岁,占49.1%(579名);近6个月口交和肛交性行为均发生过的比例为70.5%(832名);多性伴的情况较多,占56.3%(664名)。237名研究对象成功接受随访,随访率为2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越高、听说过HCV、既往进行过HIV检测者随访率更高;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19~29岁组相比,40~49岁组和50岁以上组成功接受到随访的可能性更高,OR(95%CI)值分别为1.7(1.1~2.7)和3.5(2.0~6.2);与既往未听说过丙肝者相比,既往听说过丙肝者接受到随访的可能性更高,OR(95%CI)值为1.6(1.2~2.3);而与既往未检测过HIV者相比,检测过HIV者成功接受到随访的可能性更高,OR(95%CI)值为1.9(1.1~3.1)。结论基于线上的HCV健康行为干预的随访率仍有待提高,随访过程中应更多关注年龄较轻者,并应充分利用HIV咨询检测等多种手段宣传HCV的相关知识,提高知晓率,从而进一步提高随访效果。

HIV阳性男男性行为人群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HIV阳性MSM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通过＂滚雪球＂方法,在成都、重庆和广州市招募年龄≥18岁、经男男性行为感染HIV者为研究对象,取得知情同意后进行电子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最近6个月的性伴和性行为状况、焦虑和抑郁症状评定等。采用χ^2检验、t检验和非条件logistic回归的方法分别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 501名HIV阳性MSM平均年龄（30.24±7.70）岁,最近6个月多性伴高危性行为报告率为17.4%（87/5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最近6个月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的危险因素：婚姻状况为在婚（OR=1.93,95%CI：0.77-4.84）、离异或丧偶（OR=3.94,95%CI：1.66-9.36）,有焦虑症状（OR=2.22,95%CI：1.16-4.27）,有男性固定性伴（OR=5.04,95%CI：1.08-23.54）、男性偶然/商业性伴（OR=2.54,95%CI：1.34-4.80）,高危性行为时饮酒（OR=3.00,95%CI：1.37-6.62）、性行为时使用Rush主要成分为（烷基亚硝酸盐）（OR=3.53,95%CI：1.72-7.23）,将自己的HIV感染状况对男性固定性伴部分告知（OR=1.84,95%CI：0.78-4.33）、均未告知（OR=2.68,95%CI：1.25-5.73）和性感觉评分高者（OR=1.09,95%CI：1.03-1.15）。结论 HIV阳性MSM的多性伴高危性行为加速HIV的流行,因此,在发展针对该人群心理行为特征的高危性行为干预方法的同时,亟需建立有效遏制HIV经性传播的医学或生物学措施。

中国三城市HIV阳性男男性行为人群接受随访与抗病毒治疗服务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HIV阳性男男性行为人群（MSM）接受艾滋病相关检测随访和治疗服务状况，及影响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因素。方法于2013年1—6月，选取成都、重庆、广州市为调查场所，采用“滚雪球”的方法招募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8岁以上，有男男性行为，已确认HIV阳性，居住在成都、重庆或广州市。本研究共纳入调查对象501例，其中，成都市160例，重庆市168例，广州市173例。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通过计算机辅助调查方法收集资料，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接受相关检测治疗服务和相关知识知晓状况、最近6个月的性行为和感染状况告知等情况。采用非条件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是否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影响因素，计算OR（95％CI）值。结果501例HIV阳性MSM中，病毒载量检测率为19．4％（97例），CD4＋T淋巴细胞计数检测率为90．8％（455例）。最近1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检测≤350个／ul者为33．0％（150／455），其中接受抗病毒者占56．0％（84／150）。与本地户籍者相比，外地户籍HIV阳性的MSM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0R（95％CI）值为5．21（2．33～11．66）；与最近6个月无偶然性伴或商业性伴者相比，有偶然性伴或商业性伴者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0R（95％CI）值为2．16（1．03～4．50）；与最近6个月和男性发生无保护肛交行为者相比，无该行为者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0R（95％CI）值为2．68（1．10～6．50）；与最近1年诊断感染性病者相比，未诊断性病者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0R（95％CI）值为2．70（1．12～6．55）。结论HIV阳性MSM接受相关检测随访与治疗服务率均较低；外地户籍者、最近6个月有偶然性伴或商业性伴或未和男性发生无保护肛交行为者、最近1年未曾诊断感染性病者未接受抗病毒治疗风险较高。

3城市感染HIV MSM的多性伴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艾滋病病毒(HIV)抗体阳性男男性行为者(MSM)拥有多性伴的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完善相应艾滋病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在成都、重庆和广州市,采用"滚雪球"方法招募经男男性行为途径感染HIV者作为调查对象,进行电子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最近6个月的性行为和性伴种类、性伴告知状况和性感觉评分等。采用χ~2检验、t检验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别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共调查HIV抗体阳性MSM 501人,其中20.6%(103人)报告最近6个月拥有2个及以上性伴(包括同性性伴和异性性伴),拥有两种类型的男性性伴(固定性伴、偶然性伴或商业性伴)的比例为39.8%(41/103),拥有女性性伴的比例为22.3%(23/10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婚、离异或丧偶,高中及以下文化,最近6个月有男性固定性伴、男性偶然或商业性伴、群交行为,将自己的HIV感染状况未告知全部固定性伴,性行为时饮酒、使用烷基亚硝酸盐和较高的性感觉评分,均与拥有多性伴密切关联。结论 HIV阳性MSM拥有多性伴状况普遍存在,多个性伴和多种类型性伴构成了"继续传播网络",因而急需完善性伴干预策略,以遏制HIV阳性MSM在同性和异性性伴间的继续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