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新发展阶段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实事求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科学发展,立足新时代发展要求,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凸显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彰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与以人为本的中国善治。作为一项主动有为的系统工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应从高质量发展、制度性调节、思想理念指引三方面协同发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已成为新的发展阶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大决策部署的核心要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巩固脱贫成果的政治经济学解析与多维动态评估——基于秦巴山区和大小凉山地区的抽样调查

本文基于脱贫层次与稳定性、实效与真实性、动能与人本性、能力与多维性、结构与协调性五个涵义向度构建巩固脱贫成果的多维动态评估框架,将静态的绝对贫困标准转换为动态的巩固脱贫标准,形成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多维贫困指数,考察多维贫困指数变化以评估巩固脱贫成果成效。对秦巴山区和大小凉山地区的研究表明:两地多维贫困指数降幅超过80%,但收入脱贫层次与稳定性有待提升;在职中和高中入学、有效技能培训、老年人照料、因房负债及脱贫动能等维度(指标)上存在不足;居住在山地的家庭、文化技能欠缺家庭、临界脱贫家庭以及半劳动力家庭更易出现返贫风险;劳动力富集区家庭成员进城务工、特色资源富集区家庭开展农业经营有助于巩固脱贫成果。这一研究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分析的多维探索,也是多维贫困方法在巩固脱贫成果评估领域的应用与拓展,为做好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推动脱贫地区全面振兴提供方法论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干扰了市场定价吗?——来自中国钢铁企业的证据

为了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综合运用金融工具开展事前预防和前端治理很有必要。但是,绿色金融工具可能影响市场原有的竞争格局和定价,进而影响社会福利。为此,文章以钢铁行业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法(DID)集中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市场势力及定价机制,从而为政策非竞争中性干预市场价格的机制提供一个直接证据。研究发现:总体上,绿色信贷政策加强了企业市场势力,该结论经过四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存在成本叠加效应和技术占优效应两大机制,成本叠加效应导致高成本企业更有动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冲击时提升加成率,因此企业可能通过涨价的方式将成本向下游转嫁;技术占优效应导致高技术企业更有能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冲击时提升加成率。融资约束对绿色信贷政策的效果起调节作用,同时会加强成本叠加效应,削弱技术占优效应。政策效果在企业所有权属性和所在地区层面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农户生计选择与脱贫成果巩固:度量、机制与区域比较

农户生计选择反映了其在乡村产业振兴及城乡循环中的参与程度,关系到其稳定脱贫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本文从脱贫不返贫“韧性”与脱贫发展“能力”两个维度界定和测度脱贫稳定性,实证分析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脱贫稳定性的内在关系。甘孜州和秦巴山区分别作为“三区三州”地区与一般脱贫地区的典型代表,对其脱贫村户的抽样调查为实证分析提供了所需家庭数据。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是农户生计策略主要影响因素,成员多且健康的家庭生计政策依赖度较低,倾向于选择非农生计;(2)生计资本及扶贫政策对生计选择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物质资本、就业创业帮扶对甘孜州农户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产业帮扶政策对秦巴山区农户有显著影响;(3)生计策略对脱贫稳定性影响有区域异质性,政策依赖型生计有利于甘孜州农户脱贫稳定,不利于秦巴山区农户脱贫稳定;农业为主型生计结构不利于秦巴山区农户脱贫稳定,未对甘孜州农户产生显著影响。上述结论为因地制宜引导农户优化生计策略融入乡村产业振兴,推动巩固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政策启示。

企业“被动合谋”现象研究:“双碳”目标下环境规制的福利效应分析

坚持市场导向是新时代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基本要求。然而,作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环境规制可能改变市场上原有的竞合博弈关系,引发企业无意识地“被动合谋”。本文提出这一现象并进行了学理剖析,结果表明:在环境规制下,“被动合谋”使被规制企业有能力将一部分规制带来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因此,在一定条件下,环境规制可以使清洁型企业和污染型企业的利润同时增加。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现象,表明环境规制提升了污染型企业的价格—边际成本加成率。此外,只要合理设计环境规制强度及排放权分配与交易制度,环境规制就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水平改善。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获得两方面启示:一方面,规制政策可能导致一些始料不及甚至事与愿违的结果,例如产品大幅涨价,因此有关部门在政策制定时需要审慎研判;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创造帕累托改进不是必然的,因此政策制定部门需要权衡利弊,设计好阶段性减排目标,避免运动式“减碳”。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制,为构建并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