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社会组织从“娱乐化”向“治理型”转变的党建引领机制研究

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备受关注,但与专业社会组织不一样,其角色实践和角色期待有较大偏差。究其原因,社区社会组织的“娱乐化”取向明显,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足,难以实现政界与学界的美好期望。在回应社会认同感缺失和解决治理悬浮化问题的双重压力下,社区社会组织必须从“娱乐化”向“治理型”转变。研究表明,由价值引领、组织引领、制度引领和能力引领构成的党建引领“机制链条”是促进这种转变,弥合角色差距的内在机制。其中,价值引领重塑社区社会组织的价值理性,组织引领优化社区社会组织的网络结构,制度引领健全社区社会组织的制度层级,能力引领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胜任力。这四种机制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驱动社区社会组织迈向治理轨道。

找回居民:新时代基层治理价值重塑与深度转型

当前,基层治理创新如火如荼,“居民都去哪儿了”却成为一个时代之问与不解之惑。科层压力与政绩驱动使基层治理成为中心工作,但由于群众工作式微,产生了“政热民冷”和“治理悬浮”的困境,找回居民成为打破困境的必然选择。新时代的基层治理首先要回答“为谁治”“谁来治”“如何治”的理论命题,找回居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塑基层治理价值以及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然而,找回居民不仅要注重服务居民,更要注重组织居民,激发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能动性和主体性,提升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其重点是要在关键领域发力,着重在关系重塑、项目治理、技术应用、基层自治和志愿服务中找回居民,进而正确处理好政府、社区(村)和居民的结构性关系,助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国家-要素-情境”框架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及其优化

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因“边疆”“民族”“社会”三重因素叠加,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复杂性和敏感性等突出特征。新时代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镶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话语体系中,形成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具体实践,决定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追求和未来方向。国家在场通过党的执政权威“在场”、政府治理行动“到场”和边疆各族民众的政治认同,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践前提。要素互动通过主体互动表达、客体交互衍化和多要素互嵌,揭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过程机理。情境调适通过内外环境与地缘情境的统筹应对,多元力量与内生条件的整合,多重动态情境的生成利用以及固有静态情境的激活改造,生成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优化策略。三者共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从“自洽”生成走向“互洽”发展,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活力激发与秩序重构:党建引领基层群众自治的双重目标

党建引领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面向,具有活力激发和秩序重构双重目标。活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也是基层群众自治的价值取向。党建引领基层群众自治就是要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积累社区社会资本,妥善处理好政府职能部门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关系,提升群众参与自治的积极性。秩序是稳定的社会状态,是保障自治活力的基石。党建引领基层群众自治就是要制定自治规则、规避自治冲突、重构自治秩序,使基层群众自治可以健康发展。但双重目标内涵的活力和秩序有内在张力,党组织能够通过纵向空间的规权与赋权、横向空间的组织与动员、网络空间的协商与合作三重机制化解两者张力,解决“既要又要”的问题,保持活力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五大关系解析

面对多元参与给基层带来的利益冲突和集体行动的困境,推动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很有必要。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既有理论上的耦合也有现实中的错位,化解错位的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好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和其他组织的主体性,党员服务和居民自治,基层党组织的责任和权力、能力,党外服务和关怀党员以及党务工作和业务工作等五大关系。合理协调五大关系是基层党组织有效发挥引领作用的前提和保证,有效统筹五大关系的实质是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调适、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参与机制——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

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参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协同治理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社会参与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理论视角。从该视角来看,可以在明确高质量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社会参与的价值意蕴、目标原则基础上,构建“动力聚合—过程贯通—主体协作”的乡村文化振兴社会参与实施框架,以协同聚力、协同决策、协同行动、协同保障和主体协作为抓手,建立和完善乡村文化振兴社会参与机制。基于此,以乡村思想政治引领、乡村文化传承创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和乡风文明涵养为着力点,探寻和优化乡村文化振兴社会参与机制的实现路径,增强乡村文化振兴的协同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找回居民:新时代基层治理价值重塑与深度转型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优势充分展现。理论上讲,中国基层治理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参与有利于调动最广泛群众的积极性。然而,在实践中存在居民不愿参与、不想参与、无法参与的现象,基层治理效能大打折扣。找回居民,将群众路线落实到基层治理日常实践,成为当前化解理论和实践张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突破口。

行动者视域下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与集体行动

社区治理面临从“国家-社会”到“行动者”的视角转换,把居民自治放入社区行动者关系网络,能够更好地看到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及其变迁过程。研究发现,自治权即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的配置状况,是衡量自治程度的核心变量。行动者对自治权的分割形塑了行政主导型、市场导向型、社工给予型、混合杂糅型和社区自治型五种社区治理类型,产生了不同的自治效果。社区居民自治是多元行动者集体建构的过程,行动者的互动关系促成了新的自治空间的产生。为有效推进自治,相关主体要重塑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以激发居民的主体性为宗旨,充当好自治的引导者和协助者,始终围绕“如何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居民则要充分借助外部力量,不断激发内部潜能,依托自组织行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社区居民自治的表现形态可能是复合型社群自治。

新形势下走好群众路线的时代意蕴与路径选择

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赋予党的群众路线新高度,人类文明新形态赋予党的群众路线新视野,以人民为中心赋予党的群众路线新内涵。在新形势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也面临一些新挑战,包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面临脱离群众的危险,群众在社会转型中分化重组并伴需求升级,党群关系上面临组织转型和空间拓展问题等。在新形势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要着力推进党组织对社会的再嵌入,突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并强化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