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具有成都特色的城市民俗文化

成都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是城市的魅力所在,是构成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系统总结和反思以往传承和弘扬城市民俗文化工作,探讨构建城市民俗文化特色的基本思路和原则,并提出若干项目建议,有利于促进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促进成都文化产业的发展。

成都经济区文化旅游资源及一体化发展现状述评

由成都、德阳、绵阳、遂宁、雅安、乐山、眉山、资阳八市构成的成都经济区,地理空间相连,文化类型相近,区域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及种类齐全,具有良好的一体化发展基础。因此,详细梳理成都经济区范围内的文化旅游资源、基础设施,回顾该区域文化旅游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现状和特点等,对下一步提升成都经济区文化旅游一体化程度大有裨益。

成都城市创新生态的历史考察与时代启示

成都是一座勇于创新的城市,历史上众多的推陈出新是促进这座城市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剖析其生成机制,需从历史文化积淀、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推动机制、个人智力创造等方面入手。以手工业、金融、绘画、曲艺等领域的创新举措为案例,通过历史考察,分析成都城市创新生态,得到诸多启示,即:以融合包容为源泉——多元并包的移民精神;以执着务实为核心——不断钻研的实践精神;以致远进取为动力——敢为人先的开创精神;以系统观念为基础——互相促进的协调发展。

蒋介石从成都逃离内地究竟是哪天?

国民党的头号人物蒋介石,到底是何日逃离成都,从此26年再没有回到中国内地,这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关于逃离时间,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即1949年12月8日、10日、13日;关于起飞地点,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即新津机场、凤凰机场。这些说法或者观点,各有史料证据,争论已久但始终没有得到公认,网络炒作也很厉害,各说各话。经过长期调研,多方求证,我们确定蒋介石1949年12月10日下午从成都凤凰机场起飞,当晚抵达台北,是可信的结论。

清代成都的市政建设

清代的成都城市是在经历了明、清之际的毁灭性破坏之后,从废墟上重建起来的。顺治、康熙年间是成都市政建设重新起步阶段。首先恢复的市政设施,主要限于具有政治军事意义的城垣、桥梁和部分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文化设施。雍正、乾隆年间,在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城市经济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与城市经济和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环境卫生等方面的市政设施逐渐恢复和发展,成为这个时期成都市政建设中非常突出的现象。清末实行新政,成都在市政建设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体现了成都由封建城市向近代城市过渡的最初迹象。清代成都市政建设的恢复和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兴起发展的共同规律。清代成都市政建设的经费来源和市政管理,体现了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封建城市的若干共同特征。

论文化产业的“原创精神生产”与资助服务

相对于文化产业"工业化方式"的产品生产,文化产业的"原创精神生产"是文化艺术创作主体的精神创造,是文化产业的产品大批量生产前的"原创生产"。对文化产业"原创精神生产"的"资助服务",应从行政化资源调配向社会化资源配置过渡,非商业营利服务与商业化服务同样重要。两种服务共同构成现实可行的资助机制,它直接关系到地域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繁荣。

“美酒成都堪送老”——关于成都城市的“宜居”

理想的居住环境包括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两方面，前者是后者的载体，后者是前者人文精神的提升，独特的地理环境，生态系统和人文因素互相融合，协调发展，使城市具有独特的文品格，精神气质和人文氛围。这样的城市让人喜欢，令人难忘，同时也是适宜居住的城市。

杜甫草堂工部祠:中国诗歌文化的宗师代码

成都杜甫草堂工部祠是"草堂工部祠古建筑群"中轴线上的最后一个诗歌文化符号结构单位。所陈列奉祀的杜甫、黄庭坚和陆游三尊塑像,构成了中国诗歌文化"师杜"和"宗宋"的诗歌文化传承代码。黄庭坚与陆游以各自的取向师法杜甫,起着承前启后的传承作用,亦因其成就取得了诗歌发展史上"宗宋"之宗师地位。

用好红色资源 加快老区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弘扬革命文化""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等重大部署和要求,对革命老区利用资源优势加快建设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巴中是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是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之地.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由陕入川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作为苏区精神的发源地之一,川陕革命根据地与其他革命根据地一起熔铸了"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

刘咸炘“察势观风”的史学内涵与思想价值

刘咸炘在史学研究上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史学的通史家风。他以杰出的思辨能力和扎实的旧学功底构建了一个以史学为中心、以＂察势观风＂为理论内核的学术体系。＂察势观风＂是一种植根于传统学术土壤、又出古入今的研究范式,是糅合了儒道思想、注重考察纵横关系的历史观。同时,＂察势观风＂还是刘咸炘历史撰述的指导思想与方法。＂察势观风＂理论是民国史学界继承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传统的典范。凭借风势之论,刘咸炘开拓出了史学研究的新气象。

木牛流马新论

诸葛亮的《作木牛流马法》,对木牛和流马的文字表述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实际上蕴含着以往被忽视的重要信息,由此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诸葛亮的木牛是以汉代作为天子仪仗的木牛为基础,针对祁山地理条件加以改进的运载工具,历史证明对木牛的改进实际上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流马则是针对斜谷地理条件专门设计的漂流运载工具。所谓“流马”,实际上乃顺流而下之“马”。流马的设计是成功的,但应用范围过于狭窄。诸葛亮设计流马,是为了实现由长途运粮向就地屯田战略转变的一种权宜之计。《作木牛流马法》当初只是对照实物或图形资料的文字说明,一旦脱离实物对照或图形资料,这种文字说明便很难读懂。这便是木牛流马失传之后难以成功复原的原因。

杜甫诗歌创作与成都地域文化的影响

从地域文化与文学互动的视角关照杜甫在成都期间的诗歌创作,立足杜甫诗歌文本,结合成都文化的自然气候、生态环境、历史积淀、民俗风情、人文精神等方面的内容,探讨成都与诗圣杜甫诗歌的渊源与关联。以典型意象为线索,梳理和解读杜甫在成都创作的诗歌,考察杜甫诗歌中的成都特色风物。以成都文化的历史演进为参照,将成都城市文化的典型特点,与杜诗在成都的新变相对比。从字里行间,从情感艺术,细细找寻隐逸在杜诗深处的美丽成都,慢慢体会成都文化赋予杜诗的清新韵味,详细考察成都地域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多方面渗透和影响。

新时代的第一声鸟鸣——歌曲《春游》的音乐美学分析

《春游》是我国第一首多声部合唱歌曲,其歌词的语义蕴涵着中国古代诗歌"清真""雅正"的审美旨趣;其旋律采用西方音乐传统的再现二段式曲式,调性的审美内涵契合了歌词的意蕴,体现出中西合璧之音乐美学佳境。《春游》是新的时代和社会氛围于"新音乐"的投射。

清代入川移民人口数量及素质分析

清代四川经济在战乱之后的复兴和发展,与大量移民入川和其较高的整体素质密切相关。入川移民数量历来说法不一,作者对这个问题作了考察分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并对移民素质进行了分析概括。

士大夫赌博风气的时代特点

士大夫赌博是中国古代风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不同的时代,士大夫的赌博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不同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决定的。大抵来说,在传统儒家思想受到冲击的时代,士大夫赌博现象比较突出。而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对人情世俗、感官刺激的企望欲求,在相当程度上冲决了宋明理学对士大夫的精神束缚,使这一时期士大夫的赌博活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

从历史中找寻答案向世界传递成都印记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对坚定文化自信提出了重要要求。省委指出,要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守护好精神家园中更好汲取奋进力量;市委强调,要加快推进世界文化名城建设,自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润城化人,更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成都扩大对外文化贸易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增进对外文化传播、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区域开放水平。成都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处和结合部，地处国家向西开放前沿，是探索内陆开放新路径的重要依托。与发达地区相比，成都对外文化贸易差距较大，总量规模偏小、结构有待优化、对外文化投资缺乏竞争力、促进政策缺失、高端平台数量少，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实施品牌塑造、资源整合、主体培育、渠道拓展策略，着力政策创新、产品创新、平台创新、要素创新，是成都探索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新路径的主要路径。

推进成都国家植物园建设 提升公园城市影响力和美誉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推动绿色发展,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宋代成都的丝织业

宋代成都丝织业已达到很高水平。在成都所产丝织品中,最负盛名的当推蜀锦。宋代成都的织锦工匠在继承前代技艺的基础上,对花色品种又有新的发展。宋神宗元丰以前,成都并无官办丝织工场。政府岁入锦缎,全部由民间丝织工匠“织户”和农民家庭手工业提供。为了保证上供绫锦的供给,成都府官吏建立官营丝织工场。成都锦院由此成立。成立的时间应在宋神宗元丰二年以前。成都锦院的生产者主要有军匠和充役的机户。由于封建官营工场效率的低下,成都锦院成立不久,便遇到各种困难。南宋时期,为保证军马的取得,于建炎三年在成都设立大茶马司锦院,已改为转运司锦院的成都锦院的规模也较以前有所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