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程序与检察监督——以刑事和解程序为视角

加强对特别程序的检察监督,保证特别程序顺利运行,是检察机关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刑事和解在公诉案件中的引入,将使检察机关的权力与职责面临重大调整,将对检察监督提出全新的挑战。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程序的监督,其内容包括案件是否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诚悔罪,被害人是否自愿和解,和解协议是否合法等。监督方式包括不批准逮捕、决定不起诉、提出量刑建议、提起抗诉等。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程序的监督,应当注意三个问题,一是监督应以刑事和解协议为中心;二是监督不应损害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三是实现监督职能与诉讼职能的有机结合。

论职务犯罪侦查情报信息平台的构建

职务犯罪情报信息系统建设,是今后一段时期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情报信息是把握侦查方向、实行侦查决策的依据,目前的职务犯罪侦查情报信息工作中还存在手段落后、机构缺位、管理落后等诸多问题,因此必须据此整合资源,建立专业化的职务犯罪情报信息机构;加强人才培养,建设高素质、高技能的情报信息专业队伍;加大科技含量,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以职务犯罪情报网络建设为核心,构建功能强大的职务犯罪侦查情报信息平台。

交易型受贿犯罪诸问题辨析

交易型受贿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频发的一种新型受贿犯罪。"两高"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并没有消除该罪在适用上的争议。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该类型受贿犯罪的相关规定,必须厘清交易型受贿的类型、"交易"的性质、受贿数额的认定以及罪与非罪的界限。交易型受贿的类型可分为低价买进型、高价卖出型和其他型三种;"交易"的性质是以民事行为的形式掩盖刑事犯罪的实质;受贿数额认定的关键是确定参照基准价;判断该类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应主要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

对公安派出所侦查监督存在问题及对策

当前,对公安派出所侦查的监督存在着无法及时跟踪、执法人员不作和监督的被动型等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理清了对公安派出所监督的原则、范围和程序几个关键问题,并构建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监督模式。

盗用燃气类违法犯罪的司法认定与应对

盗用燃气类违法犯罪相较于一般盗窃违法犯罪具有其特有的复杂性,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此类行为的犯罪构成时,不仅应注意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还要注意具体行为是构成盗窃罪还是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或者构成二罪;对单位盗用燃气的违法犯罪行为,可以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对于提供窃气设备的行为,区分提供者是否明知接受者将设备用于盗窃燃气,不知者不构成犯罪,明知者以盗窃犯罪共犯论处;盗用燃气量的计算应区别盗用手法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犯罪数额应按照认定的盗用燃气量乘以盗用当时当地执行的燃气价格计算确定;对于危害到公共安全或者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盗用燃气行为应同时以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论处。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之公权力运用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突发性、公共性、发展不确定性和处置紧迫性,需要运用以行政权和刑事司法权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权力应对。法治通过规制行政权和刑事司法权,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中发挥重要作用。行政权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必须遵循法治原则、适度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期限特定和高效原则。刑事司法权在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过程中,除罪刑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原则、罪刑相当原则这三大基本原则外,还应对涉及公共事件的犯罪进行及时打击,也有权在量刑上予以从重处罚。

“扒窃”入刑的思考与实际应用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列为独立罪名,由此引发了理论界的争议与司法实践的困惑。从刑法理论的角度看,"扒窃"属于盗窃的一种,在刑法中已有盗窃罪罪名的前提下,再单列"扒窃"罪,不仅带来对同一行为在罪名上的竞合,而且也会带来处罚上的竞合。司法实践中,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对"扒窃"罪未作数额上的规定,造成"出手即为犯罪",使得犯罪数量激增,实质上加重了刑罚,且有违"罪行阶梯论"原理。

反贪侦查工作如何迎接挑战把握机遇——以2012年刑诉法修改为背景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诉法修改法案,标志着刑诉法修改工作阶段性的尘埃落定,这一受到广泛关注的法案指示了我国刑事法律未来发展的方向,并在不久的时间内将给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侦查阶段律师的介入,证据种类及证据规则的变更,强制措施的变化和侦查手段的丰富等,都给当前的反贪污贿赂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挑战。站在一线的反贪人员应该顺应刑诉法的修改,提高经营线索能力,重视初查,提高技术侦查能力,重视物证收集,切实提高办案质量。

论逮捕的风险控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条件和执行程序有比较明确的规定,体现了依法治国的要求。但是由于我国逮捕及捕后羁押的有效司法审查程序和有效救济途径缺失,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因素,致使逮捕制度不够完善,实践中存在错捕、滥捕、超期羁押等现象,在一些地方逮捕甚至已经不是刑事追诉的例外而成了必经程序。若逮捕措施用之不当,极有可能带来难以想象的风险和危害,如规避诉讼期限的风险、侵犯人权的风险、国家赔偿的风险等。因此,建立逮捕的风险控制制度,认真分析风险因素,严格适用逮捕条件,减小逮捕风险产生的几率,优化我国的逮捕制度,对于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公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的一些思考

为贯彻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基本理念,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建立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对该机制进行了初步的程序设计。但是,从《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捕后羁押监督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与相关制度的联系、区别来看,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功能定位和程序完善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毒品犯罪案件侦查取证的难点及对策

由于受多方面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侦查机关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时,在侦查方式、证据收集固定、案件办理程序等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毒品案件的诉讼。本文针对A市办理毒品案件中发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

对新《国家赔偿法》赔偿方式及计算标准的探讨

以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为依据,紧密结合司法实践,对新法颁布后仍存在的包括"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并未体现国家赔偿责任、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标准较低、最高额限制不利个别特殊问题的解决、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和方式不明确、间接损害赔偿范围较小等问题进行充分论证,认为这种制度设置造成被侵权人满意度低,协商型赔偿增加,违背了国家赔偿逐步向补偿性赔偿过渡的必然规律,并建议在恰当的时候进一步完善该法三十二至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试论建立我国刑事判例制度

我国《刑法》修订后,增设了关于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规定,取消了原有的类推制度,从刑事法制的明定化、实定化和反对罪刑专擅的角度而言堪称一大进步。这次修订刑法,分则由103条增至350条,对原有规定作了大量补充,增加了大量新的犯罪的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等各类罪中增设了许多新罪,调整了刑罚类别和幅度,看来确是动了大手术。这次修订刑法,使法学界、司法界的许多正确意见得到了采纳,使法典的内容更加丰富。

关于罚金刑的几个问题和相应对策

对罚金刑应严格依法适用,杜绝裁量中的随意性和开庭前就确定罚金数额的行为;要正确处理罚金刑与赔偿损失的关系。

涉农职务犯罪的走势特点及防范对策

近年来,涉农职务犯罪案件呈现高发多发态势,农村基层干部逐渐成为职务犯罪高发人群。此类犯罪的发生不仅严重损害农民群众利益,易于诱发群体事件,影响农村社会稳定,而且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甚至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直接影响农村的开发和农村经济发展。本文结合当前涉农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调查分析,分析其成因特点,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制度的再思考

检察机关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主导者,当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需要补充侦查.以往地方检察机关过度依赖退回补充侦查,自行补充侦查被搁置淡化,主要原因在于文本操作性不足、承办人执行力不够.要激活自行补充侦查,需要构建系统的运行机制,明确适用范围、启动程序和行使方式,还要创造制度运行的良好条件和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