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所见成都平原史前洪水与治水

在系统梳理成都平原地区史前考古遗址中所见古洪水证据的基础上,对古洪水发生的规律及背景因素进行分析。现有证据表明:成都平原史前古洪水多发生在宝墩文化晚期及十二桥文化时期,且多集中在4.0 ka BP及3.0 ka BP两个时间节点前后,与长江、黄河流域古洪水记录具有同步性。一方面可能与成都平原地区的地理水文要素有关;另一方面,4.0 ka BP和3.0 ka BP前后古洪水记录增多可能与4.2 ka BP及2.8 ka BP全球性气候灾变事件有关。通过探讨古蜀先民治水思想及治水技术的发展,认为古蜀先民在与洪水作斗争的过程中治水技术和治水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古蜀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先民不断治水并总结经验的过程,其治水技术的进步和治水思想的提高最终成就了伟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成都平原中——晚全新世环境考古研究进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都平原环境考古工作在聚落选址与地理环境、古气候与古蜀文明发展、灾变事件研究及史前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研究表明: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出现与当时的地理环境应有很大关系;成都平原中—晚全新世以来气候整体温暖湿润,其中有多次气候波动和降温事件发生;古洪水、古地震等自然灾害与古蜀文明发展的关系很密切;基于成都平原诸多先秦遗址的人地关系综合研究表明,河流、地貌、气候等因素与史前聚落变迁有很大关系。总体上,成都平原环境考古工作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受限于研究材料和方法,目前仍然缺乏高分辨率古环境演变规律的研究成果;自然灾害与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古文化演变的一些重要节点的耦合关系仍不明确;今后还需要加强与河流地貌有关的聚落环境考古研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分析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关系以及定量和模型化研究史前人地关系也将是未来成都平原环境考古工作的重要内容。

古蜀文明探源系列之十一:何以天府之国:成都石犀与李冰治水

2012年8月,为配合四川大剧院的修建,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院址所在地开展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该地块位于成都市天府广场东北侧,这一带曾属于秦汉以来大城的范围,明代时又处于蜀王府皇城的东南隅,历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遗址发现有战国至明清的文化遗存,类型包括灰坑、灰沟、城墙、角楼、道路、排水沟、房屋、水井、建筑台基等,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钱币、建筑材料等遗物。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于灰坑H99中的大型圆雕石犀形兽(下文简称“石犀”)。

成都平原环境考古调查与研究

随着成都平原地区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先秦时期人地关系问题逐渐引起重视。近年来在宝墩遗址、金沙遗址、高山古城、红桥村遗址等一些典型遗址开展了环境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在古气候与古蜀文明发展、古洪水、地貌与聚落变迁等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研究表明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先民在活动空间的选择上呈现一定的避水现象,洪水是影响古人活动空间选择的主要因素。季风的减弱、气候的不稳定、突发性的洪水以及稻作农业的传入等综合因素可能是古蜀先民从山前地带走向成都平原的主要原因。在今后研究成都平原先秦时期人地关系时需要综合考虑古气候、河流、地貌,灾害等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

成都平原史前时期植物考古的实践与思考--以宝墩古城遗址和高山古城遗址为例

成都平原系统的植物考古工作始于2009年,通过以浮选法为主的植物考古工作方法,从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明代的数十处考古遗址中提取到大量的植物遗存,为讨论成都平原各时期的农业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从宝墩古城遗址和高山古城遗址这两处成都平原早期的典型史前遗址里采集到的大量的植物样品,对认识成都平原最初的农业形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受到来自多个方向上的影响,其构成较为复杂,而植物考古对厘清其中的关系是大有可为的。

易于公众理解的考古遗址数字化阐释与展示——以成都东华门遗址为例

考古发现揭示出东华门遗址所在地是成都两千余年未变的城市中心。东华门遗址地表多被现代大型建筑叠压,遗迹未能完全揭露,遗址时间跨度大,地层上存在叠加打破现象。通过考古成果结合历史文献、数字化技术研究,提出东华门遗址数字化阐释与展示构想:以时间为叙事线索,选取东华门遗址鼎盛时期的人文及自然风光为展示重点,采用历史场景时空对比、时间轴推演、数字化场景复原、虚拟漫游、诗词互动、MR导览、AR书签卡等多种数字化展现形式,帮助公众理解丰富多元的遗址价值内涵,提高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参观体验,为考古遗址数字化阐释与展示提供参考。

发掘古蜀文明,考古天府文化——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度考古汇报会综述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度考古汇报会已于2018年2月2日举行,共有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汇报会。此次考古汇报会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2017年度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回顾总结。会上既有对跨年度考古遗址2017年度发掘工作的汇报,如贵州省贵安新区招果洞洞穴遗址、宝墩遗址、大邑高山古城、三星村遗址、双元村春秋战国墓地等遗存,也有新的重要考古发现的介绍,如郫都区指路村遗址、成都光华村墓地、新津县五津镇桥津社区(老县城)遗址、龙泉驿大面镇南宋高氏家族墓、成都群众路唐宋墓葬等遗存。通过此次汇报会,也让我们了解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动植物考古、冶金考古、环境考古、空间信息技术等科技考古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圆角方孔形铜器研究

通过对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15件圆角方孔形铜器的形制特征、合金成分和金相组织的分析,认为圆角方孔形铜器的用途应为祭祀中的礼仪用器,其形制与合金成分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锡铅比越小,矩形度越大。金沙遗址出土的圆角方孔形铜器与三星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研究的15件圆角方孔形铜器应为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过渡时期的产物。

2017年度成都田野考古工作回眸

2017年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田野考古工作成果丰富,成都平原史前城址考古勘探发掘和商周时期聚落遗址的发掘工作均有重要发现;以郫都区古城镇指路村为代表的战国至汉聚落遗址发掘工作填补了相关学术空白;成都地区战国秦汉至明代墓葬的发掘工作新资料频现;成都与凉山州、成都与阿坝州区域文化合作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再传捷报;成都地区的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及大遗址保护工作也有重要进展;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圆满召开。

金沙——成都城市文明之根

金沙遗址不仅拥有成熟的城市聚落结构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青铜时代成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不仅聚集众多的人口,也汇集诸多的资源与文化。它与今之成都有着相近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发展肌理,奠定了明清以前成都城市空间发展格局。作为古蜀都邑的金沙遗址将成都城市文明发展历程向前延伸了千年,拓展和强化了成都城市发展的历史厚度与信度。金沙遗址宏大的规模、复杂的城市聚落体系、丰富而异质的资源网络、社会差序结构及圈层格局等的形成,彰显金沙遗址已经具备了城市文明发展诸多要素和特征,开启了成都城市文明之初,形塑了成都城市文明的魂魄,是成都城市文明之根。

移动式三维激光扫描系统在崖墓考古绘图中的应用

崖墓是四川地区具有地域特色的丧葬形式,数量众多,分布范围广泛。在分析墓葬间的空间分布关系方面,传统测量方法存在作业效率低、总体精度差等问题。因此,以新川创新科技园屈家山2号文物点为例,首先采用基于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技术的移动式三维激光扫描系统获取点云数据,再利用专业软件准确绘制墓葬分布图,并与测距仪测量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移动式三维激光扫描系统可明显提高绘制崖墓分布图的作业效率,且满足测量精度要求,在考古领域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2010年以来四川考古的拓展与创新

2010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在四川旧石器时代考古、文明起源研究、巴蜀文明研究、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四川古代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同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学科目标发生了重大转变,基于多学科联合攻关理念下的田野考古,不仅拓展了考古研究领域,也对交叉学科产生了极大影响。面对新时期,四川考古在“大普查、大保护、大利用、大展示”这一观念的引领之下,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做出四川实践。

成都金沙古人类遗址亚粘土层的元素特征及其环境意义

选取成都金沙遗址揭露的广汉层中一个代表性剖面,对其元素地球化学行为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显示,稀土元素配分型式的相似性,揭示了成壤物质的同源性;元素含量在剖面上部、中部和下部呈规律性变化,反映了成壤过程物质分解、元素迁移和气候变化。

成都市新一村遗址十二桥文化人骨的勘验

新一村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十二桥路以南,其东临西郊河,南接文化公园,西距十二桥遗址第Ⅰ发掘区约100米。2010—2011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成都市内环线(通惠门至青羊上街)道路工程建设对其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总计揭露面积1625平方米,主体文化堆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唐宋时期,主要集中于周、秦汉和唐宋三个阶段。

成都东华门遗址土壤中细菌的分离鉴定及防治研究

为了探究成都东华门遗址土壤中细菌群落的结构组成,研制具有针对性的抑菌剂,本研究在东华门遗址的微生物病害发生点进行采样,用稀释涂布平板法获得可培养细菌,纯培养后进行形态学和16S rDNA分子生物学鉴定.结果显示:分离到的27株细菌中,以芽孢杆菌、假单胞菌和金黄杆菌为主.根据菌株亲缘关系和菌落颜色,选择8株亲缘关系较远、菌落颜色与病害发生点接近的关键菌株为靶标进行细菌防治探究.研究表明:使用0.1%次氯酸钠与中药提取液(0.03 g/L大黄、0.3 g/L黄芩、0.3 g/L艾叶)复配后,具有与0.4%高浓度次氯酸钠相当的杀菌效果.表明使用中药成分复配次氯酸钠,在不降低抑菌效果的前提下,能显著降低次氯酸钠的使用浓度.

成都金堂李家梁子M23号墓石棺构件矿物组成及风化机理研究

成都金堂李家梁子M23号墓出土的汉朝石棺存在表面粉化、剥落等病害现象,急需保护修复。现场调查表明,该石质文物风化病害主要表现为裂隙状风化、页片状风化、粒状风化、粉末状风化等。本文借助X射线衍射(XRD)、偏光显微镜、扫描电镜等对金堂石质文物进行了微观成分及结构分析。结果表明,文物材质为红色砂岩,其碎屑物主要为石英、钠长石、岩屑和少量云母,胶结物以钙质为主,含少量的炭质及泥质。该砂岩产生风化病害的主要原因是钙质胶结物的溶解流失及泥质胶结物遇水的崩解,同时还受岩屑、长石类碎屑风化蚀变的影响。该研究可为石棺的后期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基础科学数据。

四川成都双元村春秋墓M180、M185发掘简报

2016年3月~2018年7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白江文物保护中心联合组队,在成都市北部的青白江区大弯镇共抢救性清理274座东周墓葬。其中M180、M185两座墓葬为船棺墓,共出土陶罐、尖底盏、器盖等各类陶器24件,铜敦、剑、戈、矛、钺、斤、凿等铜器33件。两墓年代为春秋晚期,丰富的随葬品为释读巴蜀图符的性质及探讨东周时期古蜀社会、文化变革等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出土象牙研究

环境研究表明，成都平原有着大象适宜生存的环境；考古资料表明，成都平原在距今42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象牙器，大象制品广泛出现于成都平原是商周时期，西周晚期后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地关系矛盾紧张使得大象逐渐南移，春秋以后的考古遗存中难觅其踪影，象牙或象牙器的广泛使用是古蜀文明祭祀文化传统的特质。

成都王家堰旧石器遗址第1地点发掘报告

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位于成都双流牧马山台地北部缓丘之上。遗址发掘出土石制品82件,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石器等,此外还有大量未经加工的完整砾石。石制品原料主要来自附近河滩砾石及牧马山组下部砂砾石层,以石英岩为主,附少量脉石英。石核剥片均采用硬锤法,主要为单台面石核,另有少量双台面石核。石片的尺寸变异较大,少量石片具有制作手斧等重型石器的潜力,石片台面以石皮为主。部分石片边缘可见明显的破损痕迹,可能为使用所致。石器以重型类为主,其中包括手斧和手镐等类似阿舍利技术风格的石器类型。初步光释光测年结果显示,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古人类活动的时间不晚于距今8.9万年。王家堰遗址第1地点的发现和发掘,拓展了成都平原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为进一步了解和探索成都平原早期人类的生存策略及旧石器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革新与复古——东周时期古蜀社会变革之考古学观察

大约从春秋中晚期开始,成都平原等级较高的墓葬出现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楚文化因素大量流行,二是具有早期风格的许多随葬品大量出现,反映出此时古蜀社会上层革新与复古两大潮流。这种现象可能与文献记载的古蜀开明氏推行的一系列建立"礼制"的社会变革有关。这次变革是对蜀地传统丧葬观念的一次洗礼,使得三星堆、十二桥文化以来早期古蜀文明的本土文化传统发生断裂,在战国早期,形成了以船棺葬、巴蜀符号等为特色的晚期古蜀文明的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