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刑衔接背景下猥亵儿童违法与犯罪之界分

行刑衔接背景之下,猥亵儿童罪虽作为自然犯,但同样可能涉及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然而,两者之间的界限却存在一片真空地带,一方面,容易减损司法机关履职效率、增加滥用职权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不利于塑造与保障社会公众基本道德。猥亵行为类型的多元性、复杂性及儿童权益衡量标准的缺失是造成行刑衔接界限模糊的主要原因。“量”区别理论为两类行为界限设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更契合中国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二元制裁体系。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行为手段、时空环境是表明刑事违法性的重要因素,是确定“量”值,厘清猥亵儿童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限的四重维度。裁判者应将行为手段作为核心判断要素,在区分侵入深度、猥亵强度、时间次数的基础之上,同时借助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要素,辅之以时空环境要素综合界定。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实践困境及纾解

公共秩序保留属于国际私法领域一项富有争议却又不可或缺的基本制度。尽管我国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历经多次改进与完善,但在法律文本表达及动态适用上仍面临诸多挑战。公共秩序条款的弹性特征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双刃剑效应是导致痼疾的根源所在。民事审判中公共秩序条款的法解释案例表明,通过法解释可以纾解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实践困境,且有助于维护法秩序的协调统一,倒逼裁判者法律与道德素质的提升,实现成本收益的最大化。构建完整的法解释体系既需要在法律渊源层面提供指引方向,也要求裁判者在法律方法层面反复斟酌,合理运用各种解释方法与技巧。

检察办案对“吸毒人员检举”的科学态度与审查要求

零包贩毒是贩卖毒品的主要样态,在贩卖毒品案件中占据较高比例,而大量零包贩毒案件都是由吸毒人员检举而侦破,因此必须对零包贩毒中的吸毒人员检举现象给予足够重视。吸毒人员检举的确有利于打击零包贩毒,但频繁运用、粗浅对待、轻易审查吸毒人员检举,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风险、程序风险和证据风险,导致零包贩毒案件查得浅、诉得松、判得轻。检察机关办案时要对吸毒人员检举的情况和内容进行细查,要对零包贩毒案件进行深挖,从而更加有效打击毒品犯罪、更加全面推动禁毒工作。

检察履职推动醉驾治理的现状与路径

危险驾驶罪增设十余年,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不降反增,已经成为刑事追诉第一犯罪,引发各方反思甚至质疑。应当理性认识到,当前处理醉驾案件的模式不科学、办案标准不统一、处置效果不理想,对司法、执法、守法均带来一定困扰。检察机关兼具办理刑事案件和参与社会治理职责,应当依法能动履职,释放司法温度、拓宽工作角度,协同各方力量,优化案件办理、深化诉源治理。

行政认定书的刑事诉讼运用及其限度

行政执法机关出具的行政认定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被普遍运用,但其运用缺乏直接法律依据,各地的操作也不够规范。行政认定书,在刑事诉讼中可以归为公文书证,但其不能获得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公文书证那样的优势证明力,而应根据其认定事项和认定原理,分为事实鉴识型认定书和性质认定型认定书,进行分别对待。其中,事实鉴识型认定书,具备证据意义,但在刑事诉讼中应当结合书证和鉴定意见的要求进行审查;性质认识型认定书,是一种法律意见,除非是用于证明一些特殊事项,否则一般不能用于认定案件主要事实,而是作为刑事办案参考和辅助性证据使用。

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检察保护新模式探索

数字经济时代,检察机关在知识产权保护上面临刑事案件成案率和办理质效不高,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力度不足,限于个案办理、整体保护效应不足等瓶颈。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立足法律监督职能,构建"三双三合一"知识产权检察保护模式,通过"双报制",及时启动法律监督,让线索进得来出得去;实行双引导,切实保护合法权益,让案子查得穿办得实;督促双规范,填补守法执法漏洞,让隐患变得少查得早;实行职能三合一,形成内外保护合力,助力市场行稳致远。

完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的思考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近年得到高度重视和有力推进。在总体态势良好的情况下,需要正面直视工作中所暴露出的质量不高、程序不严、文书不当、对象不准、说理不足、措施不精、监督不全、督促不力等突出问题,理性认识导致上述问题的思想认识、协调统筹、配套机制等制约因素,并从转变理念、完善机制、融合双智、加强协同等方面入手,将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继续做实做优做强。

构建“检察闭环”机制 为自贸区发展提供优质检察产品

面对自贸试验区内法律政策、市场状况等新形势新环境,检察机关应当探索构建由"检察‘广告’链""静默服务链""司法办案链"组成的"检察闭环"机制。在"检察闭环"机制运行中,首先进行检察产品的"广告"宣传,让自贸试验区内企业和市民充分知晓检察职能、熟悉检察产品;然后在"广而告之"的前提下实行"静默式"检察服务,一旦企业或市民有现实、具体的检察需求,检察机关随即变"静默服务"为"动态履职";最后通过司法办案进一步彰显检察作为、宣传检察职能。

刑事检察环节非法言词证据的审查与排除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刑事检察环节非法证据的审查与排除应当以审判视角进行,摆脱刑事诉讼法等差异性规定的局限。同时,吸收实证研究成果,在司法实践中充分考量,并逐步规范非法证据的审查,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在排除非法证据、防范冤假错案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

行政犯的违法性判断

近年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行政犯占比大幅上升,带来了违法性判断的课题。在行政犯的违法性判断中,应以行政违法性为基础,同时考量刑事违法性。一、行政违法性的判断(一)判断主体。行政违法性判断由行政机关作出还是司法机关作出是基础性问题。

浅谈销售非正规渠道进货的外国雪茄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一、基本案情2011年月3日,犯罪嫌疑人甲成立A商贸有限公司(下称“A公司”)。犯罪嫌疑人乙、犯罪嫌疑人丙先后到A公司工作。在A公司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甲通过网上购买、朋友代购等方式从国外购买雪茄回A公司后用于对外销售。其间,乙负责雪茄的保管和销售,丙负责相关财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