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童年记忆存入安全的“保险箱”——龙泉驿区档案局开展儿童成长档案规范管理推广活动

20年后当他们成为社会建设的新生力量时、 40年后当他们成为家庭的顶梁柱时、60年后当他们年愈古稀时……翻开曾经清晰的历史记忆,细细品味,那是何等的美不胜收! ＂展现家庭幸福,见证社会发展＂,用规范的家庭档案完整地记录个人成长历史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经过深入调查,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发现当前家庭在对孩子投入越来越大的同时,却很少有＂花小钱＂给孩子建立成长档案的,尤其是规范的家庭档案几乎为零。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议《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中的地名、人物、税赋、计量问题

《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1754-1949）》（以下简称《契约文书》）一书已经由巴蜀书社于2012年底正式出版发行。笔者作为此书的主编，为了让研究者和读者更便于理解书中所涉及地名、人物、税赋、计量等事项，又进行了实地调查和文字资料的梳理，就上述几个问题形成此文。

成都龙泉驿教会王德全牧师生平纪实

王德全1908年出生在四川资中,其出生之时,正是基督教传入龙泉驿之际。她先在教会学校读书,后教书八年。1939年开始真信基督教,1941年考入华西协和神学院。1945年被安排到龙泉驿福音堂布道,1948年被按立为四川省第一批女牧师,从此在这里服务了半个世纪。到1966年停止公开传教,作为"五保户"住在乡下。1980年落实宗教政策后,她恢复传教,1990年迁入洛带镇外山坡上新建的教堂。在恢复龙泉驿教区的过程中,她作为教务主管和团体的法人代表,承担了主要责任。1995年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主持教务,仍回农村居住。2007年被民政部门安排到龙泉镇敬老院居住,并被作为百岁老人重点照顾。王德全牧师身历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朝代的更迭,跨越20、21两个世纪,一生接受教会教育,再为教会学校服务,进而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坚持信仰、坚持传教,见证并参与了龙泉驿基督教的整个发展。

意外之喜 用心之作——《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1754-1949)》编辑出版

1995年，龙泉驿区档案馆接收了区公安局移交的501件清朝、民国契约档案。2011年9月，从事龙泉驿历史文化研究多年的胡开令老师被借调到区档案局（馆）作档案编研工作，在梳理馆藏历史档案的过程中，他无意中发现这501件自1754至1949年，跨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及民国时期近二百年的契约文书，这些文书保存完好、时阃连贯、脉络清晰、种类丰富且彼此关联，史料价值巨大。

1941年美国《生活》周刊中“龙泉驿专题”的当代解读

1941年11月24日的美国《生活》周刊,关于川西的龙泉驿,从美国人的角度以8个页码发表《小场镇使中国不可战胜》专题报道,三个小专题分别是:《生活》周刊在中国小镇见证了古老的生活方式,现代气息来到龙泉驿,自然地进步冲击着古老小镇的宗族们,配上28幅照片,向美国和西方全面介绍了以龙泉驿为代表的中国乡镇传统的家族制度,指出其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是能够坚持抗战的社会基础。同时,龙泉驿在当时面临的现代生活方式和管理制度的冲击,展现了传统文化在与现代文明冲突中的韧性。龙泉驿区档案馆近期从美国购回这期杂志,并将从网络上所搜集拍摄者卡尔·迈登斯当时在龙泉驿所拍的464照片进行分类,在当代的语境下进行解读,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档案编研的通透性——以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编研工作为例

传统的档案编研重在编,编辑整理,供别人使用。本文则是响应出档案精品的号召,在研究上稍进一步,目的是提倡档案人自己用好、用活档案。具体过程包括:一是翻捡故纸堆,要具有功底、熟悉本地情况的人,并作系统规划;二是完成专题编研时,要有大档案眼光,广泛利用档案系统的资源;三是参与通史性地方历史研究,要发挥档案思维;四是进行地方名人和文物档案收集时,需要有世界眼光。本文以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的编研经验为例,提出档案编研的方法和视野要通透,引进和使用人才要通透,试图为档案编研探索一条通彻、明白的方法,以便档案系统编出更多的编研精品。

“鹤山识力横绝”在县情判断方面的表现——以魏了翁对宋代灵泉县的判断为例

“鹤山识力横绝”本意是后世学人赞叹魏了翁对理学的判断;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句话也能恰当地阐述魏了翁对灵泉县县情的判断力。魏了翁将自身扎实的学养、丰富的执政经验和长期的实地调查作为判断的依据。梳理宋代灵泉县的相关文献不难发现他“县令民社之寄徒,自近世视为冗恶,数日待满。况此邦民贫地瘠,夏赋虽轻,秋输最重”等结论是符合实情的。像魏了翁、高载这类“有政声”官员俨然已构成当时灵泉县官府的立体形象。所以说,掌握准确的县情是正确执政的第一要务。由此还可以说明,文献中普遍存在的对一个地方的文学化描述,可能与实际情况差之甚远。而游宦经历丰富的实干官员会有独到的判断标准来指导自己的执政实践。作为这类官员的代表,魏了翁眼光甚高,拥有士大夫“胸怀天下”的博大情怀。

少城一曲浣花溪——明蜀王文集中明代成都的初步印象

明蜀皇城、明远楼是成都几百年来的标志。但明皇城的主人及其臣属的生活工作状态和环境,却少见于文献。本文通过简介笔者从日本拍照回来的《献园睿制集》、《定园睿制集》、《怀园睿制集》、《惠园睿制集》,以及国内一直留存的《长春竞辰稿》五部传世文献,介绍五部文集的作者,尤其是蜀王中的三代贤王事迹,勾勒出"少城一曲浣花溪"的明蜀成都逐渐发展繁荣的初步印象。

清代成都东山苏氏家族经济考察

成都府华阳县苏氏这支客家移民在清代前期迁徙到西蜀,先佃种、再购田定居、灵活运用地契和定金约完成了从小宗到大宗购买田地。其发展过程中苏邦贤、苏振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修建祠堂、捐功名、办(入)学堂、担任实职官员,苏氏家族入川近200年间由佃户发展成地方望族。在这段历史进程中苏氏族人热衷于投资不动产和捐功名,并始终保持耕读传家的家族传统。本文通过对华阳苏氏个案复原性质的描述,试图构建一个清代四川中等规模家族经济发展的模型。

客家朝祖单的个案研究——以成都东山张氏为中心的叙述

在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成都东山张氏这支客家移民在清代前期迁徙到西蜀,创业定居后,仍然乡情难忘,历史上有组织地进行了5次回原乡朝拜祖居地。此风气延续到近代还有两次。回原乡主要目的包括联宗、祭祖、续谱、修祠堂、修祖坟等事。而且因为使用公款,为了报销费用,行程记载非常清晰,为我们提供了几张难得的线路图。笔者将其与另外几份记载稍略的朝祖单和入川记载进行对比,将"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入川和返乡的路线图清晰准确地呈现出来,为研究移民史中的"通道"问题提供不可多得的案例。^([1])

成都东山上的传统“九斗碗”

笔者经过调查走访,总结和分析了成都东山传统"九斗碗"的构思原则、制作方法及特色、文化内涵,认为成都东山传统"九斗碗"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继承和发扬。

创精品工程 做一流档案——记四川汇源钢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加强档案管理工作，提高档案管理水平，充分发挥档案在公司生产、经营中的基础性作用，使档案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精锐者的档案

一段充满激情与执著的探索， 一种承载信念与理想的指引， 一群引领思维与观念的先锋。

档案工作社会化的实践与探索

该文立足档案工作社会化实践的现状,从切实贯彻档案法律法规,巩固和完善行政机关档案管理,加强对企事业单位的指导等五个方面阐释了对档案工作社会化的实践与探索。

明蜀王文集考——兼论从日本新发现的四部蜀王文集与国内仅存的一部

明朝蜀藩王是明代唯一独居一省的宗藩。首任蜀献王朱椿是明太祖26子当中唯一历太祖、惠帝、成祖三朝安然无恙的亲王。而献王开创的家法,后世子孙纷纷效仿,蜀府被明孝宗称"蜀多贤王,举献王家范为诸宗法",蜀王府也成为万历朝以前的宗藩"首富",从而形成"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之前因为国内缺乏文献,只能粗略地描述,而无法详尽地展现其内容。本文简介笔者从日本拍照回来的《献园睿制集》《定园睿制集》《怀园睿制集》《惠园睿制集》,以及国内一直留存的《长春竞辰稿》五部传世文献的版本、基本内容、解决历史疑点等,初步开启从明蜀王撰写的文献来研究四川明史的序幕,并简单展望今后的工作方向,希望为研究四川明史乃至全国明史,开辟出一条新渠道。

校雠名家 洛带乡贤——历史语言学家王叔岷先生事略

王叔岷先生早年师从傅斯年、汤用彤,并留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48年随史语所迁台。先生先后在台大,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大学教书,著述有《史记斠证》《庄子校诠》等。王叔岷先生学术成就开始引起大陆学界、文化界的关注,2007年北京中华书局计划陆续出版《王叔岷著作集》,共十九种三十册,另有回忆录《幕庐忆往》单独发行。先生1992年往返大陆旅游,2000年获台湾"行政院文化奖",2002年开始长住大陆,2008年8月仙逝于龙泉驿区其长子家中。

唐朝隐逸“两蜀钟秀”——朱桃椎生平事迹考

朱桃椎为隋末唐初居住在成都市龙泉驿区的著名隐士。历代关于他的著述,多侧重于其行事的乖僻和对《茅茨赋》的解读。对他的其它行迹以及后人拜谒和称颂他而留下的诗篇和文章,却着墨甚少。本文力图通过对他生平事迹的初步考证,重现并丰富朱桃椎的真实形象,并初步认定其可匹配"唐朝隐逸典范"的称号。

论析阴地送讨买卖契约中的几个问题

《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1754-1949)》中关于阴地送讨买卖的契约共有58件,时间跨度是乾隆五十六年到民国三十六年,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这些阴地契约的签订全部是发生在成都东山地区,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成都东山地区的文化。文章从58件阴地契约的内容出发,力图搞清楚苏家送讨买卖阴地的有关情况以及背后的原因;从卖主卖阴地原因中分析当地人的生活状况及思想状况;从当地人严格划分阴地地界及高度重视柴草问题分析当地人的严谨性;从当地人酷信"风水"问题分析当地人的继承性和保守性。

壮丽以示威仪——明蜀王府建筑群的文化内涵

明蜀王府内部属于历代蜀王的私人空间,可按照《明蜀王文集》的记录来探讨蜀王府建筑群的文化内涵。如职责上蜀王府以勤政堂为代表;治国理论上以忠孝为核心,以理学为根本;以书舍众多来实施并倡导文教之风;以耕读轩等耕读文化来夯实国家基础;以雅致小景来陶冶性情;还有以药房、葵心轩、守泉轩等为代表专门针对臣属的功能性建筑。蜀王试图以壮丽的蜀府建筑为载体,将其在西南地区藩屏帝室的责任和注重自身威仪的意志代代传递下去。这是明朝以文化输出的方式控制和影响周边少数民族乃至番邦国家的理念,从而成为"藩屏帝室"的典范性实践。

明代西南上层社会的生活状态——以蜀府为中心

幸存的五部"明蜀王文集",是研究以蜀府为中心的明代西南上层社会面貌的珍贵文献资料,那里面展现了历代蜀王自觉的责任担当,高贵的生活情趣,积极的地方建设,严格的家人约束以及中国文化传统中高贵、担当、自由且内敛的贵族精神。蜀府的生活方式和情趣,对成都和西南地方社会和民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蜀府刊刻书籍、提倡文教、培建公祠,参与音乐欣赏和创作等,代表了明代西南地区上层社会对地方文化和风气的引领,在塑造成都城市精神的同时,也成为中华文化闪亮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