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改善地区银行业风险?——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考察

基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利用面板计量估计方法,从数字经济对银行主动风险和被动风险的差异、数字经济不同渠道影响的分析和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系统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银行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从主被动风险差异来看,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地区银行业被动风险;第二,从作用渠道来看,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减少经济波动等渠道降低地区银行业风险,也会通过金融深化、加剧银行竞争等渠道增大地区银行业风险;第三,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本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降低邻近地区银行业风险水平,且其降低效果比本地效应更加显著。本研究为数字经济对银行业风险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为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推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支撑和政策参考。

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研究——基于生产分割视角的分析

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以及通信和运输成本的下降,通过生产过程分割进行跨境生产已成为可能,贸易便利化作为隐性壁垒则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较大影响。基于2006—2014年42个国家的投入产出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在测算出各经济体全球、国内和国际生产阶段数,以及运用熵值法得到各经济体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的基础上,实证检验贸易便利化对生产分割长度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各国国内生产阶段数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国际生产阶段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也促进了全球生产阶段数的增加,且该结果具有高度的稳健性。从区分国家类型、行业类型以及贸易便利化细分指标三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对国内、国际和全球生产阶段数的影响程度不同,其机制主要是通过降低中间投入品价格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

产学研合作、集聚效应与企业创新质量

产学研合作能够产生创新要素集聚效应,对企业创新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2012—2020年制造业联合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利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产学研合作对企业的创新质量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机制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通过创新人才集聚和创新资本集聚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非省会城市,省会城市产学研合作对创新人才、创新资本集聚效应提升作用更显著;高技术行业对于创新人才集聚效应较强,对创新资本集聚效应的影响低于非高技术行业。研究结论对制造业等实体企业如何开展高质量创新活动及政府部门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共同富裕?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飞速发展对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影响的机理阐释,利用2011-202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制约因素。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推进了城乡共同富裕的进程。数字普惠金融既提高了城乡“富裕程度”,也提升了城乡“共享水平”,实现了效率和公平的双赢。(2)非农就业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即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扩大非农就业规模提高居民收入,收敛城乡收入差距。(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的门槛。在跨越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认识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共同富裕的关系,并为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提供参考依据。

长期导向促进家族企业绿色创新的实证检验

驱动绿色创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目前学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家族企业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基于长期导向风险二元性视角,利用上市家族企业2011~2020年的数据以及以文本分析技术构建的长期导向指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长期导向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绿色突破式创新,长期导向对家族企业绿色渐进式创新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创新开放情境也会影响长期导向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模式的选择。该结论丰富了时间导向与绿色创新相关研究,不仅加深了长期导向对家族企业绿色创新重要作用的理解,也从长期导向视角为企业绿色创新实践提供了建议。

非经济目标与家族企业的退出行为——组合创业的调节作用

过往学者对于非经济目标与家族企业退出二者关系存在争议,本文认为造成不同观点的原因是忽略了不同情境下控制家族非经济目标对企业退出的差异作用。因此,本文聚焦于组合创业探讨以社会情感财富为代表的非经济目标与家族企业退出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制造业上市家族企业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组合创业情境下,追求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的家族企业对企业退出更加积极。文章丰富了非经济目标与家族企业退出的研究框架,为企业家退出决策和政府政策制定提供指导。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基于个体异质性EPU指标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通过窗口滚动回归模型测度出体现企业个体异质性特征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标,重点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资产的比重,且这种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竞争较强行业以及初创公司表现得更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由此形成的企业融资抑制效应与实体投资风险放大效应抑制了实体投资,相应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在促进企业实体经济投资、市场环境改善和增强金融服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社会情感财富抑制了家族企业的业务退出吗

以往研究认为社会情感财富抑制了家族企业业务退出,但这种解释忽略了社会情感财富的多维性,也未考虑到业务退出带来的各种经济和非经济收益。本文基于社会情感财富混合博弈观点,提出不同维度的社会情感财富可能是左右家族企业业务退出的关键因素,并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社会情感财富指标进行实证检验。基于制造业上市家族企业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抑制了家族企业的业务退出,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则促进了家族企业的业务退出;两类社会情感财富的作用还受到绩效困境的影响,相比非绩效困境情境,绩效困境下追求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的控制家族更不愿意实施业务退出,而追求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的家族企业会更加积极地实施业务退出。

环保督政与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治理绩效提升:基于环保约谈的准自然实验估计

当前生态文明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成为中国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作为环境监管制度由“督企”向“督政”的重要转变——环保约谈能否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绩效呢?以2008—2019年21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SBM-DEA测算了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治理指数,综合运用多种DID方法考察环保约谈对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约谈能够促进被约谈地霾碳协同治理效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促进作用,能耗强度降低的积极影响却并不显著。从官员特征来看,伴随约谈地市长任期年龄增加、晋升预期下降、学历水平上升,环保约谈对地区霾碳协同治理效率的提升作用会显著增加;从空间溢出来看,环保约谈能够显著促进邻近地区霾碳协同治理效率的提升。

数字经济驱动居民消费: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

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也是当前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论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的机理,并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并从时间和区域维度做了拓展分析。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能够直接促进居民消费;②数字经济促进消费的间接作用表现为在供给侧提升产品多样性,在需求侧提高居民收入,在市场侧促进市场一体化;③数字经济不仅驱动了本地消费,还对经济水平相近省份的消费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④拓展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驱动消费的作用随经济水平提高而增强,具有时间可持续性,同时该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强于东部地区,呈现更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益贫式特征。研究结果拓展了数字经济驱动居民消费的研究视角,并为依托数字经济提振消费需求提供了决策参考。

产业政策、信号效应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制造2025》准自然实验

提升创新能力是中国应对全球制造产业竞争的核心,产业政策发挥着关键的指导引领作用。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产业政策工具的创新效应。本文拟基于产业政策整体视角,采用2012—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中国制造2025》开展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以“政策信号”为中介变量,探究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创新效应在企业年限、规模、产权性质以及区域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存在异质性效果;产业政策的信号效应表现为扩大企业外部融资,从而增加企业创新产出;区域市场化程度与外部融资的中介效应强度呈反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