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流转现状及其政策改进--基于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利用江苏、广西、湖北和黑龙江4省(区)的调查数据评估现行农地流转政策的执行效果,探讨如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农地流转政策。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促进农地流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日趋活跃,促进了农地集中,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户农地流转满意度较高,农地流转基本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初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但也存在农地流转总体水平不高、农地行政性调整时有发生、农地流转自愿程度下降、农地流转签订合同比例不高、政府引导和管理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因此,通过适时改革农地集体所有制;农地流转既要坚持自愿原则,又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采取明晰农地产权、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对转入土地农户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并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农业职业培训、在加大农业补贴发放强度的同时将农业补贴发放给粮食种植户等可以更好地促进农地流转。

土地市场化是否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基于中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研究利用2003～2008年间我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重点考察土地市场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藉以探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土地市场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随着土地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直至土地市场化水平达到25.33%。当土地市场化水平达到25.33%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最大;当土地市场化水平大于25.33%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由于中国目前相当多的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低于这一临界值,现阶段土地市场化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处于正向作用阶段。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国政府应该不断加大土地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不断强化市场机制在配置土地资源中的作用,努力消除各种非市场因素的限制,以尽快跳出土地市场化的"低水平陷阱"。

农地产权安全性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农户参与--基于江苏、湖北、广西、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湖北、广西、和黑龙江四省(区)111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地产权安全性会形成生产性效应、交易价格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进而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农户最终是否流转农地以及流转农地的规模取决于农地产权安全怀所产生的三种效应的叠加影响。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土地承包合同提高了转入户转入农地的可能性和农地流转率,但并不显著影响转出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和农地流转率;签订农地流转合同提高了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流转率;而农地流转纠纷并不显著影响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流转率。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应该加快推进新一轮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强化农民农地流转合同意识,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解决机制。

如何有针对性地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99村、896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基于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4省(区)99个样本村、896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刻画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时空变动规律,并实证分析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3年间,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日趋上升,农户家庭劳动力特征、土地特征、资本特征、土地确权特征以及村庄环境特征中均有变量对农地流转存在显著影响,但全国层面和分省(区)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存在差异,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要促进农地流转健康有序地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农地流转政策的普适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一方面,要围绕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目标,在明晰农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地承包权、放活农地经营权的基础上,在全国层面上离析出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影响因素,据以制定有普适意义的农地流转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在遵循国家农地流转方针、政策的前提下,认真分析各地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所在,采取契合当地实际的促进农地流转的举措,使中央农地流转政策"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