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内涵、动因与机制

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在回顾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应在遵循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加快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基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解读,剖析了当前文旅融合发展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揭示了高质量发展对于文旅深度融合的指导意义。研究认为,促进深度融合的内部动因由生产互融、技术支持和产业升级构成,外部动因则体现在消费需求、体系共享、创意经济、体制与政策五个方面,外因促进内因,两者紧密关联;高质量发展视野下文旅深度融合的驱动机制表现为“渗透交叉—重组促进—创新驱动—多元协同”四重递进机制。

中国宝卷研究的世纪回顾

产生于宋元时期的宝卷至今仍在个别地区的农村及某些民间教团中流传。本文回顾了上个世纪中国宝卷研究的情况，除了对宝卷的渊源、形成、分类和发展过程的一般研究外，主要是作为俗文学（民间文学）和民俗文艺的宝卷研究。

略论东晋时期琅邪王氏与佛教文化

中古世家大族与佛教自有一种相互紧密之关联,在东晋时期达到政治顶峰的琅邪王氏家族即较早地接受了佛学思想,并将佛教文化纳入到自己的家族文化体系中,他们的做法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西晋末,即有王氏受佛教影响而遁入空门。东晋初期,善于玄谈的王氏诸多人物又同借助玄学而发展佛学理论的众多名僧交往密切。到东晋中后期,随着佛学理论的日益精深而系统,这一时期的王氏更热衷于探讨佛学义理,对佛教更为崇信。他们的做法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并对王氏家族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蒲松龄俚曲音乐研究》序

明清时期的“小曲”，文献中或作“时尚小令”、“时调小曲”、“时调”、“俚曲”等；现代学者一般称做“俗曲”。已故著名学者叶德均教授在《宋元明讲唱文学》中，将宋元以来讲唱文学分为“乐曲系”、“诗赞系”两大类。乐曲系说唱文艺的演唱形式，即以不同的曲牌(曲调)单曲或数曲组成套曲，今人亦称“曲牌体”或“联曲体”。宋元以来的鼓子词、唱赚、诸宫调等说唱曲艺、南曲戏文、

略论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与佛教文化之关系

南朝时期,佛教摆脱了玄学的附庸地位而获得充分发展,佛学更深刻地渗透到中国文化之中,成为当时上层社会主流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南朝社会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侨寓文化世族之一的琅邪王氏,遵循家族崇佛的传统,广泛地结交名僧,积极参与佛学义理的讨论,甚而以其文人特有的优势,通过文学作品宣扬佛教,在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泰山道里记》的作者聂钅文——《泰山道里记》研究之二

《泰山道里记》的作者聂钅文生于清康熙五十四年 ( 1715 ) ,卒于嘉庆初年 ( 1796后 )。年轻时在泰安府衙应差 ,30岁后退居泰山。他自年轻时便热爱故乡泰山的历史文化 ,亲自踏勘、调查有关资料。 5 0岁前又编成《泰山道里记》、《泰山金石考》等 ,得到当时著名文学家、学者姚鼐。

对江苏靖江做会讲经和宝卷的调查与研究——《靖江宝卷研究》后记

笔者二十年调查靖江做会讲经的过程,对靖江宝卷的口头演唱和"文本"、靖江宝卷的形成和发展、靖江宝卷"小卷"的出现、靖江的"做会讲经"与常熟的"做会讲经"的比较及其与明清民间教派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长期深入的探讨,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和宝卷文本,期望能引起研究者的讨论。

关于《泰山道里记》的版本──《泰山道里记》研究之一

清乾隆间泰安聂的《泰山道里记》是介绍泰山名胜、古迹、金石的一部重要著作。出版后曾多次被重印，先后出现了八种版本。其中除两种为铅字排印本外，其它六种均为木刻本。据笔者考察，这六种木刻本中只有清乾隆三十七年（1773）聂氏杏雨山堂家刻本为初刊本，其它五种均系初刊本的修补本。弄清其印刷情况，有助于研究《泰山道里记》的流传过程及其影响。

生态旅游中实现游客幸福感的主客体契合模式——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让游客在生态旅游中获得幸福感是国家公园创造社会福祉的重要途径,相应幸福感受主客体因素共同影响。文章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为研究区,通过质性分析识别生态旅游客体条件及主体体验内容;调查评价旅游主体获得的快乐及实现幸福感;通过比较分析、普通最小二乘与分位数回归,分析主体对客体体验特征、各种体验感受对其快乐幸福感、实现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主体对客体接触与了解、在客体中沉浸与享受是其游中幸福感最主要来源,而研究区客体内容丰富且变换性强,需主体以积极主动的方式进行接触和感受,但大部分主体主动性不强,旅游体验与客体特征契合不够;不同主体在各种体验中的幸福感形成特征不同,但这些特征尚未被充分认知和关注,致使旅游客体配置方式与主体幸福感形成特征契合不够。主客体契合不充分对游客幸福感造成负影响。因此,运营者需实行互为优化参照的主客体契合模式,既根据客体特征调适优化主体体验,又根据主体幸福感形成特征进行客体优化配置,以提升生态旅游者幸福感。

中国宝卷的形成及其演唱形态

本文对产生于宋元时期的三种宝卷进行了分析 ,指出宝卷继承了唐代佛教俗讲讲经说法的传统 ,在宋元时期佛教信徒举行的法会道场中形成 ,其内容仍为演释佛经和说唱因缘两大类。宝卷是一种新的佛教说唱形式 ;受弥陀净土信仰的影响 ,为满足信众的信仰需求而出现了弘扬西方净土、劝人“持斋念佛” ;其演唱形态受佛教忏法的影响 ,注重道场威仪 ,整个演唱过程仪式化 ,文辞格式化 ,结构形式严整 ;演唱的曲调 ,除了传统的佛教歌赞外 ,受宋元词曲的影响出现了长短句的歌赞 ,也唱散曲。

中国宝卷的渊源

本文更正前人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是“谈经等的别名”的结论，指出佛教的俗讲是中国宝卷的渊源，它是佛教僧众向世俗民众讲经说法的活动，其内容为讲解经文（讲经）和说唱因缘（说法）两大部分。宋代，在佛教信徒的法会道场、结社念佛的活动中，孕育和产生了宝卷。宝卷继承了佛教俗讲的传统，而同南宋时期勾栏瓦子中出现的说唱技艺“谈经”等无关。

顾雍论——从一个侧面看江东大族与孙吴君权之关系

黄武四年(公元225),孙权排除阻力,以吴郡顾雍为丞相,这是孙吴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孙权此举,就其目的而言,意在推进孙吴政权江东地域化。之所以选中顾雍,则在于其家族之门望和其本人之德行。顾雍为政,注意协调与孙权之关系,谨言慎行,比较内敛,但在原则性问题上则决不妥协,显现出儒学士大夫刚烈的一面。在重视家族传承的历史环境中,作为汉末孙吴时期吴郡顾氏的代表,顾雍老成持重、谦谨的作风,对其家族门风的形成影响甚著。

聊斋俚曲曲牌的来源(之一)

本文通过有关曲牌资料的详细比较 ,提出聊斋俚曲的某些曲牌与“南北曲”中同名曲牌是历史发展中的渊源关系 ,从词格上看 ,它们与同名明清小曲更接近 ;明清小曲也有地区性的差异 ,聊斋俚曲曲牌同产生于河北及其周边地区的教派宝卷中的小曲更多相同。对追寻聊斋俚曲音乐的遗响 ,也提出了建议。

新发现的清初南无教《泰山圣母苦海宝卷》

《泰山圣母苦海宝卷》是清初南无教女教首尹喜编的一部宝卷,存未完成的手稿本(由他人代书)。泰山圣母是民间普遍信仰的一位女神,本卷中女神既是观音老母的化身,又被暗示为无生老母的分身。本卷的发现,有助于了解清初南无教的活动和泰山女神在民间的巨大影响。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黄翔鹏《乐问》读后谈

此文是扬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部分博士生和教师座谈黄翔鹏先生遗作《乐问》一书的纪要。文中讨论了该书对文史研究者的宝贵启示 ,特别注意到黄翔鹏先生以对象和问题为中心的学问方式与学科立场 ,以及他所追求的事之“物”与事之“理”谐调一致的学术目标 ,认为《乐问》

乐府建置考

本文是关于乐府机构建置问题的一篇考证文章,所涉及的主要有乐府的起源、汉初音乐机关的设置、汉武帝乐府的建立、汉哀帝罢乐府等内容。本文的结论是:乐府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秦仿照东方诸侯而设,至其统一六国,这一机构也在统一的中央政权中得到了保留;学术界曾经用来证明汉初有乐府机构设置的材料,经细致考辨,其本身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因而不能用作汉初乐府的材料;汉初不设乐府机构,高帝、惠帝时礼乐建设由叔孙通领导下的太常、太乐执行,文帝、景帝之世“习常肄旧”而已;武帝因改革制度、定郊祀、改变汉初单调的音乐风格等需要,设置了由李延年领导的乐府,这一事件标志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个新阶段的正式确立;元帝、成帝、哀帝时代汉家祭祀制度的改革是哀帝罢乐府的根本原因。

“双循环”新格局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理论思考与创新实践

在新发展格局中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文旅产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在阐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该文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高质量发展、文旅融合与高质量发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长三角区域旅游一体化与城乡旅游融合发展、旅游业科技赋能与智慧旅游体系建设、RCEP对中国旅游发展的影响与国际旅游市场拓展、旅游就业增收效应与高品质生活的共建共享机制等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与观点争鸣,提出要聚焦“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科学问题,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实践,以生态优化、扩大内需、文旅融合、精品打造、科技赋能、区域协同为重点,坚持创新驱动,构建旅游新发展格局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推动机制,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依据。

宋代土贡制度考略——以常贡为中心

土贡是中国封建社会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起源于夏代,完善于唐代。宋代的土贡亦是在前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宋代土贡分为"常贡"与"杂贡"两类,"常贡"是其中最具稳定性和典型性的形式。它一般由户部进行管理,以州一级的行政单位来征收。土贡的贡物通常是通过官府收购、官办手工业制造、专门贡户生产及强行役使民众制作等途径获得,转运使负责在每年年底前运送到京城,太府寺负责其入库及支用。

聊斋俚曲与“倒喇”

明清文献中关于“倒喇”的记载,包括了杂耍(杂技)、歌舞和说唱等多种形式。蒲松龄创作的部分俚曲作品,利用和发展了说唱倒喇的形式,使聊斋俚曲演唱形式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