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方人大立法“不抵触”原则——以伦理评价为分析视角

遵守"不抵触"原则是保障地方人大立法质量的前提。近期发生的"立法僭越""立法放水""立法割据"等抵触案例,呈现"主体的高能性""内容的隐蔽性""环节的多层性"等特点。地方人大"不抵触"原则主要与立法体制纵向变革有关,技术评价是"不抵触"原则的主流评价标准,但不足以防范破坏法制统一的立法事件发生,需要引入价值评价。伦理具有客观性,符合我国的国情,且能嵌入地方人大立法语境之中,能够担负起对"不抵触"原则进行价值评价的任务。伦理评价对象包括立法主体、程序、内容和执行四个方面。构建"不抵触"原则伦理评价机制,需要完善立法程序、功能、监督和推动公众参与。

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

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具有法律渊源“硬”、决定形式“硬”的制度优势,但运行现状“软”、规制内容“软”的问题导致其治理效能难以充分彰显。基于“硬”与“软”并存这个特征,既要认清重大事项决定权客观上的“软本来”,又要将重大事项决定权纳入地方人大工作运行机制中,通过加强党委领导、人大三权支持、政府支持依托、公众参与等途径探索其“硬未来”,推动重大事项决定权从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

地方立法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

为增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协调性,地方立法应当契合时代发展,寻求高质量发展。地方立法高质量发展包括基础、主体、客体和实践四个要件。坚持"不抵触"和"顺趋势"是基础要件。发展党委、人大、政府、社会的立法能力是主体要件。优化地方立法权,"制定良好的法"和"法的普遍服从"是客体要件。聚焦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明确重点立法领域是实践要件。

预算监督嵌入地方立法的生成逻辑与路径

当前,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权运行状态欠佳,刚性不足。地方立法是弥补预算监督刚性不足的可能存在:地方立法具有法定权威性,是地方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地方立法权的扩容使其覆盖面具有普遍性,并且属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发挥主导作用的权力。预算监督和地方立法具有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方面,地方立法需要借助预算监督拓展立法空间;另一方面,预算监督有待地方立法予以保障。两者融合点在于通过地方立法加强地方政府给付行政。实现两者融合发展,地方立法应当注重选择给付性立法项目、推动"预算类条款"落实、强化"预算类条款"立法评估、充分体现多元主体的利益表达。此外,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政府给付行政的监察治理,提高地方立法"预算类条款"的合理性。

形塑与质塑:地方立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地方立法面临立法抄袭、立法同质化、治理现代化思维不彰以及立法能力不足等问题,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方面存在一定障碍,有必要借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地方立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为“形塑”地方立法的形式和“质塑”地方立法的内容。节制文本内容,促进区域立法协作,实施性、自主性与先行性立法并举,注重挖掘本土资源,是“形塑”地方立法的有效路径。激发地方立法程序,提炼立法理性功能,回应公共舆论关注的立法需求,顺应中央立法趋势变化,提高地方立法重点领域选择的科学性,遵循法治导向,剔除法律工具主义,是对地方立法“内在气质”的塑造。提高法工委立法项目选择能力、审查能力、促进多元主体交往能力以及地方立法者业务能力,是地方立法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技术性支撑。

发挥法治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大运河文化遗产地方立法的实证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为我国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我国众多璀璨的文化遗产宝库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组成,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彰显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加强保护力度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推动行政保护和社会参与是两个主要发力点。

以“四个深度融合”密织疫情防控社区之“网”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治理工作,反复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战略目标。社区是基层治理的基本单位,其内部网格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微观基础,是疫情群防群控的第一线。近期,新一轮疫情多点散播。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五维审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有哲学、历史、时代、理论和实践五个维度。从哲学维度看,正确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主客观的统一;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历经了四次判断,在探索中前行;从时代维度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符合客观实际,决策过程具有长期性特征,是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从理论维度看,具有“中心说”“依据说”“工具说”多重性内涵;从实践维度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主体应紧盯党中央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公共服务提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振兴、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地方立法的公共理性问题

我国地方立法是地方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有效地方治理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目前我国地方立法仍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功利主义色彩较浓厚,困于工具理性牢笼;抄袭上位法的"无意义立法"客观存在;公民参与地方性立法的积极性还不高。其深层次的原因在立法内容受部门利益干扰、立法程序缺乏公众参与以及立法以贯彻政策、计划、指令为目的等,表明立法的公共理性缺失。公共理性理论为解决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路径。培育地方立法的公共理性,应当在健全立法工作格局、调动公民参与立法的积极性、改善地方立法权的使用、树立通过民主商议达成法治共识的理念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