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访与检察在化解矛盾中的衔接

信访是中国特色治国理政体系的有机构成,信访不失为化解矛盾的途径。信访者的诉求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涉法涉诉信访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信访体制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宪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不仅有权监督司法审判工作,还有权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行为。加强信访工作和检察工作的衔接,把涉法涉诉信访统一归口到检察机关,不仅有利于开展法律监督,而且有利于解决涉法涉诉信访中的矛盾,有利于把信访案件纳入法制化解决途径。

通往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实质化之路——以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良性互动为视角

行政公益诉讼以诉的形式履行法律监督的本职,其本质应被理解为检察监督制度,诉前程序实质化的讨论应遵循这一制度逻辑。以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良性互动来实现诉前程序实质化具有正当性和可能性,二者在实现公益的目标上具有一致性,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权力分工配合格局,通过互动能够增进各主体对公益的认知理性,有利于公益问题的实质解决。实践中,应严守良性监督与良性协作的双向要求,划清良性互动的作用场域、完善良性互动的参与主体、创设良性互动的适用空间。

检警关系的本土重塑——架构检察指导侦查制度

当前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的种种弊端日益凸现，已经逐步异化为一种“恶”的工具.侦查异化是多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检警关系的失范是其重要一级。应当结合本土状况重塑检警关系，架构“检察指导侦查”制度，彰显刑事诉讼的公平和效率价值。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法理基础及路径选择

社会事业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导致社会管理明显滞后,加强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政法部门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从检察机关的法律主体身份、宪政责任、检察权的性质入手进行分析,论述了检察系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依据与法理基础,结合检察工作实践,提出检察机关应从执法理念转变、立足办案实际、延伸检察触角三个方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专家理性与公众参与的协调

专家评估与公众认知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均具有重要作用。专家自身具有的局限性可能会导致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失真。公众主体的复杂性及其认知的非专业性会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产生负面效果。因此,应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入手协调专家评估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关系,通过公众参与克服专家评估的部分局限性,通过专家理性引导社会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正确认知。

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适度扩张之辨析

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要坚持以肯定概括结合列举模式,如此才能保持其适度性。目前,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过窄,深层次原因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紧张,直接原因是法律规定不明确和法检系统态度相对保守。通过对可受案范围的分析可知,确定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时既要考虑到行政权的有效性,同时也要考虑到司法权的可能性,可以在现行法律基础上扩大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

反贪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探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施行,改变了长期以来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办案人员一般不出庭作证的局面。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确有其必要性,但是要求每一起案件的侦查人员都出庭作证在我国当前国情下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适用时有其限制条件。由于我国目前在法律层面上未对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一制度在贯彻执行中将会面临一些问题,需从转变观念、获取证据、外部协作、保障措施以及培训力度等多个路径应对。

论法律经济学方法论

近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界,经济学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渗透。7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在西方取得迅速发展,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被应用于分析各个部门法以及重大的社会问题。法律经济学在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立场上采用了经济学中一系列的基础理论和假设,通过成本收益、激励分析等方法的运用来解释法律,预测特定的法律的影响和以效率为核心价值来进行法律的规范研究,对于法律经济学方法论的认识可以深化对法律经济学的理解。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的“软法”功能

“硬法”是指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其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由于立法机关认识的局限性，国家机关制定的“硬法”不可能包含社会的方方面面，必定会出现立法空白的现象；二是由于“硬法”的稳定性导致其逐步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中会出现法律的漏洞，导致问题没有解决依据。所以在当前形势下，

刑事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

2012年新修正《刑事诉讼法》强调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结合,更加注重保障人权,对非法证据排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加上法、检两家的司法解释,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初步形成。排除非法证据可以防止以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方法获取证据以切实保障人权。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出发,分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了非法证据的认定、效力,进而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几个问题提出了看法。

基于云计算的电子取证研究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网络犯罪案件也在迅猛增长。本文首先从云计算和传统电子取证的概念出发,介绍了云计算下的电子取证和传统电子取证的区别、所面临的挑战,同时阐述了云计算下电子证据的来源、审查和云计算下电子取证的对策。

检察机关对新业态劳动者支持起诉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业态层出不穷,也催生了新业态劳动者的出现,该群体相对于互联网平台公司较为弱势,检察机关可启动支持起诉程序予以倾斜保护,针对新业态劳动关系认定的复杂性,检察机关可从新业态劳动者的起诉条件、与平台公司从属性以及双方的合意性三方面作实质审查,准确支持起诉。同时,检察机关对在办理新业态劳动者支持起诉案件中发现的问题,可做分析研究推动新业态社会综合治理。

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职能研究--以公益诉讼专门制度的构建与实施为视角

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如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必须以专门的公益诉讼法律制度之建立为基础。公益诉讼不同于公诉,与后者不能有任何交叉和混同,是一个专门概念,是公民和民间机构为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检察机关不宜直接充当原告作为公益诉讼的提起人,来发动公益诉讼,应该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作为参与者在公益诉讼中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在环境公益诉讼的不同程序类型中,检察机关介入的角色是不同的,定位是有区别的,职能也是分别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

检察建议令状化改造的缘由及具体设计

检察建议令状化改造产生于于司法体制改革和监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是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检察建议与刑事侦查中的令状制度具有相似性。因检察建议未经立法确认,在司法实践适用中存在制发随意、质量不高等难题,实有改造的必要。检察建议令状化改造在我国具有制度、经济、组织等三方面可行性。要对其令状化改造要从明确法律效力和具体程序设计两个方面加以推进。

民事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实证分析

通过全国检察机关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实证分析发现,实践中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工作,尚存在虚假诉讼概念不清致实践认知不一、法律规范欠缺和笼统、民事检察队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厘清民事虚假诉讼概念、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尝试构建虚假诉讼监督有效线索发现机制、形成务实固定的调查核实机制,解决虚假诉讼监督难题,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

食品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赔偿损失应予明确

2017年年底,全国首起食品类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董春萌侵权责任纠纷一案的判决结果(1)见诸报端,判决被告董春萌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公众普遍认为被告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过轻。这折射出我国食品检察公益诉讼法律规范存在漏洞,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一、食品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存在法律漏洞(一)赔偿损失民事责任的法律漏洞与食品侵权有关的法律规范如侵权责任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都有关于赔偿损失的法律规定.

电子数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

网络技术改变了传统犯罪的手段和形态,电子数据成为新时代“证据之王”,给现有证据规则的适用带来挑战。本文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为视角,对电子数据审查问题进行分析。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问题(一)多重视真实性审查,轻合法性审查。实践中对电子数据的审查,更多重视证据真实性、关联性,而对取证程序合法性问题关注不足。

方圆法则:工业排污侵权者不明的民事责任探究

环境污染严重吞噬改革开放的成果并且日益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在环境责任追究凸显急迫的背景下,虽然行政和刑事追责逐步严格,但囿于观念的困惑和立法的失范,对工业排污侵权中侵权者不明的民事责任追究问题成为一大瓶颈。加大不明排污者的责任和风险成为必然选择。要变受害者担责为可能排污者担责,要转环境风险为排污者的法律风险。基于对法学理论、司法实践的探究分析,提出方圆法则,即:当发生工业排污侵权,且无法证明或经技术手段难以确定排污者时,由方圆范围内的可能企业或其他组织按份承担补偿责任,能够证明没有实施侵权行为的除外;并细化分析具体适用,为民事侵权法律和环境法律的完善提供借鉴。

两法衔接难题:宜地方人大立法分类破解——以环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为例的分析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衔接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地方法治水平的标志。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中各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的难易程度可见一斑。虽然国务院2001年通过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明确提出两法衔接的要求,四中、五中全会都强调推进司法改革,但两法衔接的操作并不顺畅,障碍的根子在于行政系统牵头多部门参与这种运动式、大水漫灌的行政主导模式取代了人大立法主导检察机关牵头的模式。两法衔接必须分门别类在单行法律和地方法规中具体规定。《环境保护法》缺乏操作性规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规定的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职权范围过于狭窄,造成了环保法实施的瓶颈。当下,惟有地方人大通过立法确定检察机关在两法衔接中的枢纽地位,《环境保护法》实施中的两法衔接才能顺畅,环境违法行为才能得到法律的有力惩治,环保执法才能从"棉花棒"变成"杀手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