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扬州北部驿站、交通及相关问题研究

唐宋时期,扬州水路交通发达,但陆路交通的作用依然不容忽视。根据相关文献中的驿站、递铺位置,结合考古资料可以复原唐宋时期扬州城北部陆路的交通要道。较之唐代,宋代交通的起点与中心转移、部分道路废弃或形成,原因在于唐宋扬州城池变迁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宋代扬州城外特别是城东成为中心区域之一。道路的层叠与长期延续是古代扬州交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显著特征。此外,城外主要交通道路对扬州人文地理布局也有一定的影响。

单位遗迹中混合人骨最小个体数和原始人数的估算方法——以扬州市第三布厂东汉J66出土人骨为例

考古遗址或法医现场中常见破碎且混杂的人骨,对混合人骨的个体数量进行估算,既可以窥探古代人群的行为信息,为古人口统计学提供数据,也可以从大规模灾难事件中识别受害者,为法医判断身份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分别使用传统法最小个体数(MNI)、分区法最小个体数(MNI)和林肯指数(LI)三种方法,估算扬州第三布厂东汉时期水井(J66)出土混合人骨的最小个体数和原始死亡人数,结合骨骼破碎程度和骨骼代表指数评估三种方法的优缺点。

江苏扬州新出明钱璁墓志考略

2019年7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邗江区西湖镇蜀岗村西陈庄发掘出明代扬州籍官员钱璁墓志一合,较为详尽地介绍了其生平家世等,为我们借以研究扬州钱氏家族世系谱系,并进一步探讨明代普通仕宦的生活状况、时代背景等提供了珍贵的文字材料。文章以此合墓志为基础,简要介绍了钱璁家世及其生平事略,并对其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揚州新出漢廣陵王豢狗木牘詳考與再研究

2015年7月,江蘇揚州市考古所發掘了一座西漢中期墓葬,出土了13件木牘,其中3件木牘是“侍中臣遂”豢養的狗——“麋”丟失後向“王”的奏疏。通過出土器物和紀年,可知這3件木牘的時代爲西漢中期,其記載的“王”即西漢廣陵王劉胥,説明西漢廣陵王劉胥有豢狗的習好,填補了文獻記載的空白。木牘内容顯示,漢代廣陵王劉胥不僅有“侍中”爲其兼職豢狗,還置有豢狗的專門機構和狗官。同時,參考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來看,漢代諸侯王普遍豢狗,這種現象與當時的社會狀况及諸侯王生存的政治氛圍是相適應的。

扬州古运河功能变迁发展的考古学观察

中国古代因经济、政治、军事等原因开凿了大量连通自然水系的运河,在运河沿岸,也兴起了大量滨水城市,依水而兴,因水而困,城市兴衰和运河发展紧密相连。文章主要研究了扬州古运河与扬州城的历史沿革过程,总结了扬州古运河的功能变迁发展。

汉墓出土镶棺铜璧形饰研究

本文根据考古材料将汉墓出土的镶棺铜璧形饰分为两类。第一类铜璧形饰孔径较大,年代为西汉至东汉初,分布较广,其性质与镶棺头挡玉璧相似,意旨是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第二类铜璧形饰孔径较小,年代为东汉中晚期,主要分布于重庆巫山一带,是巫山工匠在第一类铜璧形饰基础上改造创新而形成的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圆形铜牌饰,其性质有引魂升天之意,亦有表现仙境场景。随着东汉墓葬结构及用玉方式的转变,第一类铜璧形饰衰退与消亡,出现了更多装饰于棺头挡悬璧图、十字双弦穿璧图、龙穿璧图。

揚州新出土五代解除木人研究

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本市五代墓葬中發現五代時期有字木人俑兩組六件,它們均與解除術有關,可命名爲"解除木人"。本文考釋了這些木人身上書寫的文字,並就解除木人的源流及相關問題作初步研究。

江苏扬州黄庄东汉窑址、北宋墓葬发掘简报

2021年3月23日~5月26日,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扬州市邗江区甘泉街道黄庄发掘了3座东汉陶窑和15座北宋墓葬。其中3座陶窑东距1981年发掘的老虎墩东汉墓200米,可能服务于老虎墩汉墓的营建;15座北宋墓葬皆为小型竖穴土坑墓,分布集中,排列有序,保存状况较好,出土了包括陶器、瓷器、釉陶器、银器、臘器、铜器、漆木器和铜钱在内的随葬品45件。本次发掘不仅丰富了广陵地区东汉高等级墓葬的文化内涵,也为研究扬州地区北宋墓葬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

揚州新出畫像鏡補釋與相關題材銅鏡研究

2012年,揚州邗江區西湖鎮蜀岡村宗巷一座東漢時期的磚室墓中出土了一面杜氏銅鏡,鏡面直徑24.5釐米,重1550克,有銘文81字。銅鏡正面光滑,有少量銹斑,中心略凸,背面有淺浮雕圖飾,現藏於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宗林《揚州出土的東漢杜氏神仙人物鏡》公布了該銘文鏡的圖版和拓片(見圖1),並將釋文釋讀如下.

江苏扬州市边城·香榭里二期地块汉墓发掘简报

2014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扬州蜀岗西南部边城·香榭里地块进行了发掘,其中,二期地块发现了一批保存较为完整的西汉早中期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釉陶器、铜器、玉器、琉璃器,M57出土铜印章“丁虎信印”。这批墓葬的发现为研究这一区域西汉时期的丧葬习俗、文化特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隋代江都“长阜苑”试考

江都为隋炀帝时期的陪都,文献中仅见只言片语的记载。除了隋炀帝墓外,在今扬州地区并未留下更多清晰的隋陪都痕迹,后人也难以认识到扬州作为陪都地位的历史全貌。而《太平寰宇记》中关于“长阜苑”的记载,为研究隋代江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本文试以此为线索,分析长阜苑的性质、范围等相关问题。

隋炀帝萧后墓出土发钗材料与工艺初步研究

2013年扬州隋炀帝萧后墓出土一组发钗(十二支),是目前考古发现隋唐时期墓主身份确定为皇后级别的一组发钗。本研究采用X光探伤技术、显微观察、扫描电镜能谱、显微红外光谱等多种现代分析手段对萧后发钗进行了检测分析,成功揭示了钗的纹饰特点、结构特征、材料属性和加工工艺等,为考古学、技术史、艺术史等深入研究提供了诸多科学依据。

试论扬州汉甘泉山官道、唐蜀岗西峰驿道及其对陵墓选址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扬州出土买地券及唐人诗歌可知:汉代甘泉山附近有官道一处,连接甘泉山至汉广陵城;唐代扬州蜀岗西峰上有古驿道,驿道的使用当在六朝甚至更早,贞观年间驿道随着扬州水驿兴起而废弃。甘泉山官道与蜀冈西峰驿道影响双山一号、二号等众多汉墓及隋炀帝墓的位置选择,成为上述墓葬营建时需考量的重要因素,使之靠近道路修筑。

介绍一件扬州出土有铭战国戈

本文介绍了扬州市近年出土的一件有铭战国铜戈。根据形制和铭文,考定为战国中期或稍晚的魏国兵器,并指出此戈与已著录的“司寇书戈”关系密切。

扬州太子岗遗址出土的一件青花龙纹玉壶春瓶

2012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扬州太子岗遗址的一座灰坑中发现了一件青花龙纹玉壶春瓶。本文从考古地层学及类型学的角度对此瓶的时代及其窑口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可能是元末景德镇落马桥窑址烧造的。此件玉壶春瓶的出土为元青花的研究带来了可靠的新材料。

吴公台考辨——结合扬州隋炀帝墓的发现为线索

2013年,隋炀帝和萧皇后合葬墓在江苏扬州曹庄被发现,并确定为隋炀帝杨广的终葬之地。曾经作为第二次埋葬隋炀帝的吴公台也引起了专家、学者和大众的极大关注。吴公台是南朝陈将吴明彻进攻广陵(扬州)时在广陵城外所筑的高台,历经一千多年的沧桑变化,吴公台及它所处的地面位置都已经消失了。因此,诸多学者对吴公台所在的地点提出了几种看法,或认为即发现隋炀帝墓的曹庄,或认为在蜀冈西峰上。通过对相关考古资料的辨析,可以认为吴公台旧址应在隋江都宫城西门外一带。

扬州出土的东汉杜氏神仙人物镜

扬州地区作为两汉时期重要的诸侯王国都城所在地,迄今已发现数千座汉代墓葬,伴随墓葬出土的大量铜镜成为研究汉代文化重要的实物资料。铜镜作为日常用具,在汉墓中大量发现,但是绝大部分铜镜均为批量化铸造的产品。这些铜镜纹饰大多雷同,纹饰简单,极少发现精品。扬州境内出土的两面铜镜纹饰繁复,内容丰富,且带有铭文,极具研究价值。

扬州东门遗址发现的明代官窑粉盒考证

2000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东门遗址发掘过程中,发现一件外底足暗刻"大明嘉靖年制"的白釉粉盒。本文通过与相关瓷器的质地、款识进行对比研究,认为本件粉盒是明代嘉靖朝官窑所出,它的发现为研究明代官窑制度的转变及嘉靖朝官窑瑕疵品的商品化处理方式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扬州胡场汉代墓葬

为配合宿扬高速公路扬州段建设，2015年8月以来，南京博物院和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扬州市境内发现的墓葬群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其中胡场五号墓保存完整、规模较大，为竖穴土坑木椁墓，位于一条东北-西南向丘陵东侧坡地上,墓葬开口于表土层下。墓圹平面略呈刀把形，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

吉牛纳福:文物中的“牛物”

农历鼠年,全球被一场突发的新冠疫情笼罩着,人们都期盼着牛年早日到来,祈祷牛年的钟声能够赶走这场纠缠着人类的病毒,让整个世界焕发出新的生机。人类历史上屡受传染病的侵袭,天花、鼠疫、伤寒、梅毒、霍乱,特别是16—18世纪,天花肆虐全球,超过60%的人口遭受天花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