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仲裁中的东道国安全例外抗辩与中国对策研究

当下,人类面临的安全问题更加多元和复杂。面对“不安全常态化”,部分东道国频繁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对外国投资采取特别管制措施,并在争端解决中试图援引安全例外进行抗辩以寻求义务豁免。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东道国援引安全例外寻求抗辩主要是依据非自裁性安全例外条款、自裁性安全例外条款和习惯国际法三类。本文对三类情形进行类型化研究,并归纳仲裁庭裁判逻辑及其可能的演进趋势。本文建议中国投资者从明确援引条款及其性质、注重习惯国际法的解释与适用及做好配套措施准备三方面予以应对,对东道国对安全例外抗辩可能的滥用或误用予以必要反制,从而更好保障中国双向投资利益。

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实施细则对中概股的影响及对策

2021年12月2日,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实施细则出台,大幅扩展了申报和披露的主体范围,使中概股企业面临“双重违法”的尴尬境地,对国内金融安全和技术进步不利,建议中国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进行应对。

论欧盟外资审查机制的转型与对策:以竞争力为视角

近年来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持续攀升引起欧盟及其成员国对竞争力优势下降的忧虑。2019年《关于建立外商对欧盟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的条例》是欧盟首次在欧盟层面制定的外资审查机制,强调对“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审查,并建构起“东道国—欧盟委员会—其他成员国”三方合作的审查框架,标志着欧盟的外资政策发生实质转型。实践中,“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审查标准极具张力,可能对流向敏感行业、含国有权益和受政府补贴的中国投资进入欧盟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对此,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应做好充分准备,从资本输出角度出发,应充分预判该条例及后续发展可能对中国企业在欧盟境内投资的排挤效应,及时调整短期及中长期投资战略、积极通过提升自身竞争力以消减不利影响,并在必要时予以反制;从吸收外国投资角度出发,中国应进一步平衡好外商投资的自由开放与监管安全,提升中国产业、规则和制度的竞争力,并积极参与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构塑进而提升中国话语权。

"一带一路"争端调解机制构建的中国因素研究

2020年"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加速国际投资关系再调整.在此背景下,建构新型争端解决方式不仅是现实需求,也是维持投资环境稳定的必要保障.针对"一带一路"合作所采取的"政策驱动+规则构建"的特殊模式、沿线国家法治环境不完善、投资争端多样化等特点,本文立足于中国与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的实践,从理念创新、机制塑造和竞争推广三方面融入中国因素,以主导"一带一路"争端调解机制为契机,提升中国在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构建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