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和文化经济

文化研究必须找到一种将经济问题纳入文化分析的方式及其路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错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根植于对基本生产资源的操控。但正如布尔迪厄认为,生产资源超出了物质财富的占有,以至涵盖了围绕着阶级体系特定场所的各种社会文化资本形式。要探究这个问题,必须借助于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斯图亚特.霍尔对马克思表述的有益修正,"最终决定"论从最为抽象的文化表述形式追溯到经济资源的组织。如果把经济原动力调整为"最先决定"(first stance)而非"最终决定"(last stance),我们就能解决霍尔讨论的问题。由此,不仅在思想方法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语境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致命地带:大流行病、地缘政治和环境危机

西方对大流行病反应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90年和1914年的大流行,通过改善交通运输网络导致了大流行病的全球传播,也吸引了以投机、耸人听闻和不信任为特征的新兴大众媒体的广泛报道。本文追踪了这些大流行病的连续性,并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极权民粹主义话语中探索了它们的再次泛滥。尽管控制虚假信息仍然至关重要,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由对自然世界的掠夺推动的,这种关系是由经济进步话语的媒体文化而合法化的。预防未来的传染病需要全面的公共干预来遏制过度的商业化,以共同的公民身份重新定位公共文化,并确保对自然的长期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