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伯来文献与儒家文献的正典化

近代人文学术把正典化当作一个共同的人类学现象来加以关注。对宗教的各种正典进行比较研究,则给予各种各样的正典化过程及其相关功能以洞察。显然,那些曾普遍施用于圣经学研究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关于这一点,只要反思一下由伊斯兰圣籍和欧洲大众印刷技术所带来的有关正典化的那些观念,就可以明白了。菲利普·戴维斯在其《抄经生与各学派》一书中,曾经在一个技术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框架内,对古代希伯来文献的正典化进行了考察;而且,他还把抄写阶级视同于一种原初的聚焦点,以此来审视圣经正典化之研究。本文旨在论述古代希伯来文献与儒家文献在正典化方面的相似性。此二者均发生于具有可比性的技术条件和文化条件之下。受儒家文献正典化的启迪,本文试图评估《抄经生与各学派》一书所给出的某些模式;本文尤其关注戴维斯所提出来的那些'包罗万象'的观点,因为它们关涉到正典化之过程。儒学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暗示:希伯来文献的正典化乃是一场更具影响力的双向运动。

对话、独白与文化素养——古典希伯来文学与读者认知范式

本文致力于系统探讨对话式思想及文学,且兼论其对立面:独白式思想及著作。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对话式文学存在于古典时期,然而他仅是简要列举古典希伯来文学为例,并未就此问题进行详尽研究。事实上,圣经常被巴赫金作为欧洲文化史上主要的独白式文本进行分析。然而,大部分圣经希伯来文学作品皆具有本质上的对话性。在当今社会,独白式思维、写作(甚至阅读)模式的影响力所表现出的优势地位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素养的传播。基于此,独白意义上的圣经不过仅存在了几个世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