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地方政务官与事务官对民主参与的评价:以挪威和瑞典为例

鉴于人们越来越强调地方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供应和输出,一方面公民传统上通过输入的渠道影响政府,另一方面政府的输出和绩效影响公共服务。政务官和事务官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比较了挪威和瑞典的地方高层政务官和事务官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本文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挪威和瑞典地方政府中的政治与行政领导层。我们也比较了两个公共服务部门,其中一个部门公共管理改革很广泛(养老),另一个以管制和法律执行为主(规划和建设)。分析表明,尽管政务官比事务官更加重视公民影响政府的输入渠道和能力,政务官和事务官的态度之间仍然有显著的相似性。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公共管理改革为民众提供了直接影响公共服务的新渠道,即通过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非传统的政治途径影响公共服务。本文以挪威和瑞典自治市的地方政务官与事务官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如何评价民众影响服务供应的传统渠道和新兴渠道。我们也比较了两个公共服务部门,其中一个部门的渠道选择非常广泛,而另一个部门的选择受限颇多。总体而言,我们发现政务官更青睐民众影响政府的传统政治渠道,而事务官对民众参与地方政府的行政事务更为积极。

移民管理中的腐败问题研究:基于网络分析的视角

本文探讨了公共治理兴起的网络治理模式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为视角,检验了一起意大利米内奥移民收容中心(Mineo’s CARA),这所欧洲最大的移民收容中心管理合同授予的腐败案件。分析表明,由于治理系统中行动者的多样性、相互作用和碎片化所造成的模糊性,治理网络可能会沦为滥用权力的腐败网络。

新兴经济体实施公共部门会计改革的非预期后果:来自埃及、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证据

研究调查了埃及、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公共部门会计改革的实施情况。研究数据通过文本分析和对公共行政人员、政府会计师和专业会计机构成员的半结构性访谈获得。研究提出了在埃及、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公共部门会计改革的实施阶段单独或共同地阻碍改革扩散轨迹的因素,包括捆绑过程、支持创新的偏见、非正式沟通和人际关系网络、跨界过程、组织沟通、权力差异和支配地位。因此,在这三个国家的公共部门会计改革都引发了抵制、内部冲突和非预期后果,包括捏造结果,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改革在三个国家的公共部门治理和问责制方面取得了更好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