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动员、政府公信力与政策遵从: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合作逻辑

风险社会韧性治理是国家、社会与公民合作行动的目标与结果,其本质特征是手段―目的的一致,国家机制―社会机制的互嵌及时空流变―稳定性的均衡。政府公信力从组织结构自内而外确立了社会信任与认同的基础,社会动员从社会机体底层生成了信任和社会资本,政策遵从则从公民个体自动自发地蕴积信任与能动性。三者共同发生作用建构起风险社会韧性治理的合作性框架。为了使社会治理的韧性增强,可以采用网格、社会关系网络、互联网“三网合一”社会动员方式,整合多样化社会力量,增强社会韧性的黏度;通过信息、信心、信誉和信任“四信机制”重构政府公信力,改变合作治理的主观意愿,升高社会韧性的温度;通过信息沟通与意见沟通“两维沟通模式”激励政策遵从,强化主体间协同,延展社会韧性的广度。

让数字技术进场:政策议程设置的多重因果漏斗模型审思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对于政策问题建构起到了回溯性阐释与前瞻性行动预测的作用。政策议程设置的多重因果漏斗模型充分考虑了诸多变量在时间轴上的叠加作用以及聚合情况,对当下复杂社会情境的解释力较强。但是,面对全面到来的数字社会,日常生活数字化改变了社会问题形态,数字“棘手问题”造成了高度不确定性,技术价值冲突影响了政策共识。多重因果漏斗中原有的变量在推动政策问题转化时显然乏力,需要让数字技术进场,形成多重因果漏斗的修正模型。进入漏斗的数字技术包括物理介质、人们的使用行为以及该行为产生的社会效用与外部性,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影响相关政治事件,或直接影响其他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来触发政策议程设置。修正模型对政策议程分析与未来行动方案的形成都具有较强的工具意义和行动指向。

公共性生产:风险情境下社区韧性的生成路径

突发公共事件在全球范围内频发表明,与风险共生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人类的生存写照,社区作为易遭受风险冲击的场所之一而成为后工业社会风险治理的观察场域。公共性是人们在适应性生存的合作行动中构建出的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在风险情境下,公共性生产能够驱动多元行动者网络、结构化信任网络和共识性行动规则,进一步生成社区的结构韧性、文化韧性和制度韧性。当公共性生产面临行动者网络失衡、信任网络脆弱、共识性规则失灵时,应通过这些路径实现提升社区韧性的公共性生产:明晰主体关系,赋能合作行动;培育社区认同,编织信任网络;吸纳生活逻辑、完善制度体系。

共治图景下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研究--兼论一个未来研究框架的建构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中出现了的一系列新问题,传统"中心-边缘"模式无论在理论解释还是实践指导上均表现乏力甚至无力,"非中心"共治模式却表现出日益强劲的指导意义,进而推进共治模式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中的系统嵌入成为了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首先从多元性、互赖性和对等性三个方面论证了共治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中的历史蕴含及其消解相关问题的契合性,之后基于共治视角反思了现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角色定位、互赖行为、责任体系、沟通能力和嵌入情景,最后以反思中发现的问题为抓手构建了一个以共治为内涵要义,以"角色定位-合作行为-嵌入情景"三大模块为核心内容的研究框架,为今后进阶、深度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提供了依据。

完善我国重大疫情预防和预警机制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对疫情初期应对的分析

2020伊始至今仍在肆虐全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人类社会近百年来公共卫生领域最为严峻的危机事件。当前,我国已进入防止大规模疫情反复的抗疫“下半场”,有必要在总结前一阶段抗疫成效和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着眼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公共治理格局,以风险管理为抓手推进重大疫情预防运行机制建设、以体系有效运转为目标做好重大疫情信息收集和归并、以专业化要求进行预警决策,进一步完善我国重大疫情的预防和预警运行机制,不断健全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

政府公共服务的非均衡供给：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

作为现代国家的基础,公共服务是意识形态的主导性话语。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衡的现状制约了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既有的学术研究,多是从宏观的制度经济学视角进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转型分析,或是从微观的公共物品的界定来划分不同个体的职责。采用中观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回到主体间关系中去理解政府公共服务的非均衡供给不失为一种新的可能。本文围绕着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中两个结构性差异的维度来解释公共服务功能不显或者异化的问题,并力图将公共服务供给效能和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时所采取的行为模式整合至同一的理解框架,在此基础上就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衡状态的改善做出尝试性探索。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治理能力到全景治理能力

大数据在地方治理中的嵌入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的契机,也提出新的挑战。大数据嵌入从治理资源、治理工具与治理理念三个维度重塑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构由全景绘制能力、全景分析能力与全景决策能力构成的全景治理能力,实现了地方治理的全面性、前瞻性与精准化,并从认知、决策与行动三个层面重组地方治理的过程,实现从技术赋能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转化,使地方政府在数据治理的基础上准确把脉社会公共问题,挖掘与利用社会治理资源,为实现地方政府"元治理者"的功能创造条件,推进多元治理行动者的合作行动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基于SERVQUAL模型的公共体育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优化研究

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质量直接关乎全民身体素质的提高和体育强国目标的实现。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有效评价将推动高质量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本文以SERVQUAL模型为基础,选择扬州市为样本地区,验证了原模型中5个维度及其下指标的适用性,并通过扎根理论凝练并扩增2个新维度与7个指标;通过对优化后的模型维度加以赋权,从而完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利用苏州市的数据对修正后的7维度模型进行交叉验证,完成对优化后评价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主体行动视角下的网络舆论政策议程触发机制探究--基于40例网络公共事件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目的/意义]网络舆论是网络时代公众表达利益诉求与政策意见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政策主体有效地谋求民意的最大公约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网络舆论都能形成正向的治理推力,需要把握网络舆论议程设定的基本逻辑,方能对其进行正向引导,发挥其提升公共治理能力的功能。[方法/过程]文章通过主体行动网络理论,提取“主体—策略—资源”三维度共7个要素的分析框架;进而运用该分析框架,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40例公共事件进行分析,探究网络舆论议程触发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论/结果]研究表明,网络舆论议程设定是多条件变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触发网络舆论议程设定主要有“政府倡导”“公共压力”“媒体推动”“专家引导”等模式。在具备“上一层级”支持的必要条件时,公共压力、大众媒体推动以及专家学者的引导有助于加快政府的关注速度,推动政策议程设定。因此,需要在网络舆论场中充分发挥政府、大众媒体与专家学者的作用,推动公共问题向公共政策问题的转化,进而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

价值、功能与行动:韧性治理视域下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三维逻辑

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有其独特的韧性治理底色。实践中由于只看到权责清单制度的控权作用,忽视了其在应对复杂公共议题时的韧性治理功能,使制度效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从价值、功能和行动三维视角解读政府权责清单制度的韧性治理逻辑:在价值维度上,权责清单制度的韧性治理基因主要源于“权”“责”相称的改革初衷、“力”“利”俱增的任务导向、“内”“外”共赢的目标定位以及“潜”“显”交织的使命追求;在功能维度上,权责清单制度的韧性治理实践主要表现为对公共事务的均衡治理、共生治理、敏捷治理和前瞻治理;在行动维度上,权责清单制度的韧性治理能力需要通过顶层带动、技术驱动、机制拉动和合作促动等路径加以提升。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公共体育服务质量评价研究

全面认识、评价现有的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水准,是有效提升公共体育服务质量的基础与核心要素。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调查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构建出7个维度、29个指标的公共体育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评价体系得出服务质量期望与感知差距结果。目前,公民感知中扬州市高质量服务发展的短板主要体现在保证性、有形性、公益性与主动性4个方面。根据研究结果,分别从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建立多元供给格局、注重服务附加效益、加强主动服务意识等方面提出具有可推广性的公共体育服务质量优化路径,以期为我国公共体育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路径参考。

中国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CGSS2021的研究

目的:探究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为国家医疗卫生改革与服务质量提升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优化方案。方法:通过文献回顾确定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利用SPSS26.0统计软件对2021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初步探究变量间的关系,并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居民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论:健康信念、使能资源和行为倾向是居民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系统态度、社会期待和自评社会地位变量对满意度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参保情况和信息搜寻则对满意度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因而,提出应以“价值医疗”为导向推动服务质量提升,促进保险制度与医疗服务相协调,以及推动数字医疗卫生的全方位发展的政策建议。

新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挑战--评《社会治理创新:新时代 新挑战 新路径》

社会治理是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治理不断面临新的挑战。笔者在开展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社会组织党建对组织有效性提升的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CDCJ03)的过程中研读了《社会治理创新:新时代新挑战新路径》一书。该书深刻地探讨了新时代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挑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全书分为党委领导篇、政府负责篇、社会协同篇以及公众参与篇,每一篇都围绕不同层面的社会治理问题展开讨论。

反思与推进:国内社区治理研究的未来走向

基于CSSCI、CNKI和文献笔记三个数据库,借助Cite Space可视化文献计量软件,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和质性分析的方法梳理国内社区治理研究成果,获得如下重要发现:形成了社区治理基础理论研究、社区治理主体研究、社区治理城乡二元性研究、社区治理中的公共服务供给研究和社区治理反思研究五个研究领域;研究脉络历经孕育、形成、发展、深度调整四个时期;社区治理结构和社区社会组织既是研究热点,也是研究前沿;现有研究以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为主要学科支撑,学科交叉特征明显;形成了以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为核心的三个理论群落;研究方法以单案例质性研究为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出了三个以反思和推进为核心特征的国内社区治理研究未来走向。

基于联合研究实体的国家实验室网络化规律研究

对基于联合研究实体CMI的埃姆斯国家实验室网络化案例分析后发现,拉力(国家战略需求、问题综合复杂)和推力(自身发展追求、自我能力局限)共同驱动国家实验室网络化。强实力、精专业的优质网络节点、相似-差异-分散-役使四重属性叠加的网络关系以及星形网络结构,基于点、线、面三维视角形成了国家实验室网络化基本相态。在国家实验室需求的基础上,网络化规则体系通过实践探索自发生成,且反作用于网络化实践,为网络化文化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成为实验室网络化持续演进的文化根基。最后,从网络化方式、依靠力量、相态、规则、嵌入情景与自主发展5个方面,总结出国家实验室网络化规律对我国国家实验室网络化发展的主要启示。

乡土文化重构:基于“社区—村民”框架的研究

工业化、城镇化正在消解传统乡土文化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流动家庭、留守家庭瓦解了家元共同体的联系纽带和生活方式,使村庄的家元共同体文化蜕变为族阈共同体文化。在"乡土不土""乡亲不亲"文化变迁背景下重构乡村治理文化,需以个人文化认同的重构为基石和重点,从个人、社区、国家三层面共同推进。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面临利益整合、权力重构、文化认同、社会和谐、生态治理五大问题,推进农村社区综合改革,既要重视"物"的建设,大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最大限度实现和维护社区居民共同利益,又要重视"人"的改造,强化社区文化教育,实现新农村社区治理文化现代化。通过"精准重构"乡土文化,推动村庄族阈共同体文化向合作共同体文化转型。

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资源捕获过程研究

基于调查问卷回收数据,实证检验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资源捕获过程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自身特性和运行机制因素影响显著,嵌入环境因素存在部分影响,而关系因素无影响。此外还获得了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资源捕获过程仍旧依附于"资源吸引资源"的捕获体系,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开始对这一过程施加影响等若干重要发现。基于研究结论与发现,提出了构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生态群落、完善国家重点实验室运行机制、实现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资源捕获过程的社会化嵌入、创新驱动转向和确立主体意识的政策建议。

县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深层运行逻辑:结构—功能主义视角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一个由若干制度要素有机整合而成的制度系统。在县一级,权力清单制度统摄着动态调适的清单内容、控权导向的行政程序、内外互补的督促机制和府际协同的制度体系等若干运行结构。权力清单制度的运行结构是运行机制嵌入静态制度结构的产物,在县级治理中主要发挥着边界性、服务性、合作性和公民导向性的功能。县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运行要以权责一体的制度文本为配权依据,以多元合作的实施网络为用权载体,以“以民众为中心”的运行规则为督权保障,进而实现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

制度势能: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逻辑和效果差异考察

物理学中的“势能”概念可以为理解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逻辑和效果差异提供新的视角,也能为进一步推动权力清单制度落地见效提供新的路向。研究表明,权力清单制度势能生成于制度位势和制度机能的有机整合,科层级别与制度遵从形成了制度势能产生的位势条件,而制度张力与其实施保障又为势能形成奠定了机能基础。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势能在构成上主要包括对内控制政府权力的“显势”与对外推动合作治理的“潜势”,前者主要指权力清单制度在依单配权、用单厘界、照单履职和凭单监督等方面的划界控权功能,后者主要指权力清单制度在推动公私共治与公公协同上的跨界合作指向。实践中,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因其所处制度环境的不同而使其呈现出不同的实施效果。质言之,权力清单制度的运行规则、清单文本、行动主体和实施机制等环境要素分别从合法性来源、能量依托、实现力量和条件保障等层面对制度运行产生影响,令其控权与合作势能在不同治理情境中得到不同的蕴积和释放。实现权力清单制度势能的蕴积和释放,需要进一步增强制度认同,提升清单内容合理性,同时巧妙借助新技术加持并完善制度的实施机制,进而整合显势与潜势,在规范政府履职基础上谋求各行动者间的有序合作,实现公共事务的高效治理。

网络时代行动主义的兴起及其治理诉求

网络时代信息的自由流动和社会的普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权力、资本等资源在集体行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使得网络空间成为了行动主义的空间。网络集体行动具有全球联动性、突发性、分散化和个人化等特点,并通过线上和线下的联动使蕴藏在社会中分散的力量可以被迅速地组织和集结,进而从总体上提高了社会的自组织性和行动能力,社会自治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项内在要求。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及其社会治理所面对的个人和社会是用信息和知识武装自己,导致工业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方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社会治理变革的实现要求重塑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推动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进一步而言,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引导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并形成协同效应,促进合作治理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