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教育与政治知识生产: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另一起源——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中心

中西遭遇之后,中国政治学的组织建构有政治学院与政治学系两条路径,其中根据地依托旨在教育训练干部的政治学校,通过教学与训练,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转化为中国革命的政治知识。以抗日军政大学为例,其教员结构、讲义教材构成的政治知识生产,以及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知识党员化与党员知识化”的知识传播,为探寻中国政治学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线索。考虑到1949年前后政权变更背后的现代中国政治知识的延续性,抗日军政大学以政治教育为形式的知识生产与组织建制,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另一起源。

政府回应性、政治支持与政治参与的影响关系——基于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的调节分析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而政府的回应性对公众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既有文献对于政府回应性在何种条件下如何影响公民政治参与这一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仍相对缺乏。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构建政府回应性与公众政治参与之间的理论模型,并运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1000份有效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法对其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回应性正向影响公民政治参与,政治支持在政府回应性与政治参与影响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反向调节政府回应性与政治支持的影响关系;政治支持在政府回应性对公民政治参与影响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受到个体济世兴邦政治价值观的反向调节影响。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视角研究政府回应性对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拓展和增强了公共选择理论、自我决定理论的应用情境和检验效力,为促进政府有效回应、增进公民政治支持、推动政民互动等提供实证研究依据和实践方向指导。

让“人是目的”成为伟大的政治信仰——关于人工智能与政治传播关系的省思

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传播层面的重要议题,围绕人工智能的治理问题,已经开始形成基于不同政治制度和治理理念的“国际政治话语”。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其作用和影响已经超越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及衣食住行,深深地植入了维护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政治”的深处,亟须我们从“政治”的角度予以关注。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多维度、多层面的“福祉”;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伦理层面的道德担忧、哲学深度的精神担忧和政治层面的自由担忧。现在学界业界对人工智能的负面风险已经开始预警,化解风险的种种“对策之道”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最有效的“方略”应该是:树立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正确认知,在认知观念上坚定地为人工智能立“道德之法”,立“政治之法”,立“哲学信仰”。

中国式现代化对国际政治传播基石的撬动和框架的旋转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政治底蕴,是新中国之中国道路、中国旗帜、中国力量的政治总结和政治表达。国际政治传播是以国家为政治共同体即传播主体的国家间的政治信息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大限度地使用先进的传播技术,通过国际政治传播把世界搞得乌烟瘴气。“发达”“中心”“帝国”“霸权”与“落后”“边缘”“殖民”二者所构成的“中心—边缘”关系、“强—弱”关系、“主—从”关系、“传—受”关系、“说—听”关系横亘和盘桓在国际政治传播领域。现在,这种框架的不合理性愈加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因其厚重而根本的政治底蕴和展示出来的强大政治底气,对国际政治传播发生深刻影响:对国际政治传播领域中的霸凌行径说“不”,撬动国际政治传播的不平等的“基石”,旋转其“中心—边缘”“居高—临下”倾斜的框架。当然,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看世界”与“以世界看中国”的统一,它既不把中国看扁成世界的“边缘”,也不把世界缩小成中国的“天下”,而是立足人类,胸怀天下。

政治资源整合视域下党的政治领导力的生成逻辑

党的政治领导力是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一种综合性政治力量。党的政治领导力的生成与政治资源密不可分,拥有政治资源是党的政治领导力的生成前提,但还需通过有效的政治资源整合机制,将政治资源转化成为党的政治领导力生成的关键性力量。权力资源、价值资源、组织资源与制度资源是党的政治领导力的四大资源基础。政党通过价值整合、制度整合、权力整合与组织整合促进思想引领力、政治决策力、政治控制力与政治执行力的生成,实现政治资源间相互协同配合,激发资源优势,使之转化为党的领导力量。同时,政治资源整合并非一成不变,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形势进行调整,以顺应时势发展,从而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力的与时俱进。

走向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深度书写

重新书写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个“重新”指的是什么呢?是希望在现有的西方思想史书写基础上挖掘出一些新东西,或者是新理念、新解释,或者是新叙事、新进路。这是对汉语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界的一个新期望。这个新希望之所以浮现出来,是因为既有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书写方式已经不太适应思想史书写的更新要求了。对汉语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界来讲,基础性的书写方式,也就是对政治思想家、著作、观点与时代背景的系统复写已经告一段落。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概念、范畴的精准书写,以及在相应的思想史脉络中为思想家定位的书写方式,也从多方面尝试过了。

巨大的政治勇气从何而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十分坚定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的精气神!在这三大精气神中,“巨大的政治勇气”居于“统摄”地位。举目望去,在全球政治动荡不居,社会发展复杂多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领导国家和民族持续全方位社会改革的“巨大的政治勇气”。“政治勇气”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创造历史和开辟未来的重要政治态度和精神风貌。从历史沿革和主体形态上看,“政治勇气”这一范畴,主要还是集中聚焦和使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重大政治文献之中。从一路走来的改革开放,到新时代党的三大关于改革决定的持续出台,“政治勇气”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与“改革”匹配的政治话语,也不是仅停留在政治态度的“表达”,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改革行动彰显出来。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政治勇气”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宗教式宣示,它是一种面向未来挑战困难的政治决心,是一种有着实践成就支撑的政治表达。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政治勇气”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党的“巨大的政治勇气”被表达为:“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做到难不住、压不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政体制”的特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行动从“政治勇气”到“政治行动”的无缝隙贯通。由于在“政治层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辉煌成就的坚实底气以及建基于此的“巨大的政治勇气”,这次《决定》的“政治话语”整体上更显淡定从容,更加接地气,更加具有与相关实践的对应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感染性的内涵意蕴、生成机理与提升策略

高校学生组织作为大学生维系社会化关系存在的重要载体,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重要依托。大学生组织感染性是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被组织所传递的某种观念、价值、情绪、信息、行为瞬间激发或长期影响,从而产生连锁性反应并引起情感共鸣,最终改变其思想或行为的过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感染性的生成,主要遵循人际吸引、模仿学习、竞争激励、心理相容、情感共鸣等机理。立足实践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感染性,应聚焦增强组织的吸引力、有序性和凝聚力,不断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感染性的广度和深度。

算法政治: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耦合逻辑与政治效应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算法介入国家治理成为国家治理变革的重要趋势,算法政治研究成为前沿议题。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动力包括功能主义、组织契合、社会工程、政企关系四种理论解释;算法通过赋能、赋权和赋智三种机制嵌入国家治理过程,进而形成了算法系统介入国家治理的三种耦合样态:政企合作、政府自建、政社共建。算法在重塑国家内部组织结构、官僚自主性与权力关系的同时,也通过算法中介作用对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涉及国家-社会间权力配置、社会对国家的约束、国家对社会的干预三个维度。算法政治的未来研究,一方面要打开算法政治黑箱,考察算法政治的类型学及其成因;另一方面要深入探究算法政治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政治效应,以及智能社会中日益凸显的治理算法研究议题。

美国司法政治化现象探析

美国政治的司法化让法官能够审理具有政策意义的案件,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又反过来促成“司法政治化”现象,法官可能诉诸于法律之外的标准,作出具有政治意义的决定,催生了司法机构内的政治斗争。在美国司法政治化中,美国司法领域的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并且具有愈演愈烈的特征和趋势,主要体现在法官任命和司法决策等方面。如今美国总统在任命联邦大法官上主要关注意识形态的兼容性和可靠性;美国法官基本上被意识形态划分——共和党人的投票基本上倾向于保守主义,民主党人的投票基本上倾向于自由主义。美国司法政治化日益严重主要源于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文化战争愈演愈烈、政党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司法机构受到精英政治的影响逐渐增强。美国司法政治化损害了司法机构的权威,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程度。

政治文化论要

政治文化分析是当代政治分析乃至社会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有效地运用这种分析方法的前提就是要对政治文化本身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本文试图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内容、形成、类型、特征及其作用作一提纲挈领的考察。 自从美国政治科学家加布里尔·阿尔蒙德在五十年前的“比较政治系统”一文中率先使用“政治文化”后,这一概念迅速为政治学家普遍接受,尔后,政治文化研究便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内容之一。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当代政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传统政治学相比,当代政治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把政治分析的基点从政治制度转向政治行为。随着这种研究的深入,不可避免地会进而提出人的政治行为及政治过程和政治模式又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新探索——第十三届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暨中国政治思想史师资培训班综述

2024年6月1日-6月2日,由教育部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协办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第十三届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暨中国政治思想史师资培训班”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全国4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50位专家学者与会。武汉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沈壮海教授,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葛荃教授,教育部政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杨阳教授应邀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高中政治教材的国际视野建构

培育学生的国际视野,是高中政治教材承担的重要使命。塑造中国的国际角色是教材建构国际视野的核心。新中国成立以来,高中政治教材对中国国际角色的塑造经历了世界革命根据地、和平与发展事业参与者、国际社会深度融入者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引领者四个阶段。国内国际形势持续演变,赋予党和国家不同的历史使命。教材的国际视野建构随之变迁,不仅内容和逻辑与时俱进,方式方法也越发完善。面向未来,高中思想政治教材应当总结经验,开拓创新,以更高品质开阔学生的视野。

政治教员要走好思政课教学中的群众路线

《关于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意见》提出,“坚持走好群众路线焕发思想政治教育新活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为战育人任务的关键课程。作为思政课教学对象的“人”,并非被动接受的“容器”,而是能够积极思维、具有创新精神的“人”。高效推进思政课教学,需要政治教员做到目中有人、掌中有法、胸中有策,切实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贯彻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不仅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且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并进行理论升华。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概括和理论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立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40年发展历程,学界围绕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概念、特征、形成过程、内容体系、价值意义等多个方面展开了系统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展望未来研究,要注重史论结合、树立系统观念、强化学科意识,努力构建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整体样貌,推动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走向深入。

政治效能感对青年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C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治效能感作为参与政治生活的心理感知和主观评价,对公民政治参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当前青年群体内在、外在政治效能感对其政治表达、政治选举、政治维权行为的影响效应。数据分析表明,若把人口特征、家庭经济水平和互联网使用频率等作为控制变量,内在政治效能感对其政治表达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政治选举、政治维权行为不具有显著影响;外在政治效能感对政治表达、政治选举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政治维权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此,应进一步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提高政府回应能力等方面不断提升青年政治效能感,扩大青年政治参与规模,营造和谐有序的政治生活氛围。

“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的四重资源及其传播调用

“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涵盖四重资源:官方话语、学术话语、民间话语和外部话语。官方话语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的轴心资源,既是中国向国内和世界发出的政治宣言,也为中国形成和建构现代化的政治话语提供了体现当代中国最大公约数的政治共识。其他三方面话语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的外围资源:学术话语为“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在知识层面提供了学理支撑、审慎立场和规范思考;民间话语为“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获得舆论传播、舆论认同提供了大众化修辞、个体化表达和故事型叙事;外部话语作为对照,为中国催生兼具独立性和普遍性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提供了自主动力、认知参照和求同路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政治传播,按照“轴心吸纳—外围合力”进行资源调用,突破了官方、学术、民间以及外部话语的圈层壁垒,实现了话语建构的主体间性,在场域融合中提高了“中国式现代化”政治话语的传播效能。

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概念内涵、核心要义及实践路径

把培养人、塑造人、发展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核心要义,文本以将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作为描绘实践主体的自觉自为;以思想政治教育守正创新及政策设计、制度保障和评价体系的完善作为发展动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强大精神力量,提出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聚集人心、凝聚力量、发挥作用、凸显价值的独特方案。

国际关系演变的技术政治解释——以美国对华技术博弈为分析视角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常常忽视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仅将技术看作是经济和军事的天然附属。历经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深刻嵌入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技术的“杠杆和重塑作用”不断增强,进而重构全球技术竞争模式,引发国际关系的深层次演变。当下,技术竞争呈现出参与门槛高、竞争对抗意识浓、产业链和价值链战略地位空前突出等特点。同时,新技术本身所呈现的颠覆性、快速迭代性和涌现性等特征愈发受到关注。美国对华在新技术领域的“切割和封锁”策略,在瓦解全球技术共享生态的同时,迫使技术竞争的双方主动和被动地进入更激烈的博弈状态,导致全球治理出现新难题,进而给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