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皇家寿赋的文学传统与文本价值

康乾两朝,万寿赋的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作为宫廷应制文学的组成部分,万寿赋不但承袭了前代应制赋歌功颂德的特点,而且有着呼嵩献寿的实用功能。万寿赋各体皆备,文赋、律赋、骚体赋等均有所涉,其作者群则深刻地反映出了“文学侍从”这一群体在清代的流变,受八股取士的影响,包括万寿赋在内的辞赋创作也不免沾染上了时文的习气。清代的万寿赋既具备清赋以典雅精工为正宗的普遍性特征,又展现出与民间文人之赋不同的皇家气象。从内容上看,除程式化的称颂外,万寿赋同时也包含与国朝政事、民生社会等相关的文学主题,以及反映万寿庆典仪式的宫廷旧俗,不失为一类兼具了实用性与功能性的文学文本。

山西垣曲北白鵝墓地奪簋相關問題探討

山西省運城市垣曲縣北白鵝墓地所發掘周代貴族墓葬群,其中有一件長銘青銅器,暫被稱爲"奪簋",器、蓋同銘。該銘文爲典型的西周册命金文,有右者入右、内史册命、賜予職命、賞賜命服等標準册命金文套式。器主"奪"受命"司成周訟事"與"殷八師事",爲在成周收集訟事與管理殷八師相關事務之職。此職務雖與"訟"有關,銘文却未載其被授予"取"之權。由"奪"所掌管的訟事推測,其身份可能與琱生三器中被召伯訊問案情進度的"有司"接近。而從銘文揭示"奪"職事觀之,可知成周地區在西周中央政府中處於被管理之地位。

《南詞叙録》三點補考

校讀《南詞叙録》,發現尚有三點可以再作申述。第一,徐渭所言的'南九宫'與蔣孝《南九宫十三調詞譜》的體例有相應之處,但徐渭所見'南九宫'未署作者,故周維培推估其是書坊圖利爲删去蔣序而刊行的另一種'南九宫曲譜',可聊備一説。第二,徐渭將《香囊記》比作終非本色的雷大使之舞,源自陳師道的《後山詩話》,韓詩、蘇詞勇於'文體跨界',但不符合唐詩宋詞的本色之美,其道理如同宋代教坊中人雷大使的舞技再高,終究'色'不如女;明正德年間,《香囊記》運用麗藻繁典的時文筆法,在徐渭看來,自然不是宋元南戲的本色出演,因此以雷大使之舞譬况《香囊記》。第三,有兩條音韻信息,可作討論:其一反映明代方言的部分語音已歸併不分,然腔調劇種使用的戲曲語言,應當先行'正音',纔能確保傳播更加廣遠;其二,徐渭解釋了'薄暮'的音義,應讀作'磨'上聲,意指妓女的假母——'鴇母',在曲中或寫作'博磨''薄母'。

革命与情欲,疯狂与痴狂——浅谈创造社后期小说中的断裂、承继与矛盾

一、时代话语的断裂与疯狂论及创造社的"转向",多半以1924至1925年左右为开端,并于1927、1928年之间确立了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走向。造成创造社转向的原因众说纷纭,由外部环境而言,1925年"五卅"惨案的发生,以及1927年蒋介石"肃清共党"(中共历史称为"大革命失败")两起社会事件,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中国国民党日趋严厉的思想禁锢政策与军阀的专权腐败,使得当时知识分子对当权政府深感失望,政治上的不利条件却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方面制造了良好的机会,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就此在中国的知识界以一种社会良心的崭新姿态登场,并在20世纪30年代全面占据了中国文学界与思想界的主流话语位置。

惠氏家藏《前漢書》批校考

臺北圖書館藏有清惠棟家藏明北監本《前漢書》一百二十卷,六十册,該本有惠士奇、惠棟父子朱、墨雙色批校。惠棟卷首題識所謂'亂《漢書》者颜籀',表達了對唐以來所行颜師古《漢書注》的否定態度,並首揭'《漢書》用古注'的研究路徑。清儒重新注釋《漢書》之歷程實以惠棟啟其端,而惠氏家藏批校本(以下簡稱'惠批本')正提供了相關的文獻佐證。同時,惠批本亦使吾人對惠棟所提出的'漢學'解釋典範有更加深入與全面的掌握。本文對惠批本的基本情況、内涵特性、解釋方式作初步的考察,以補足清代'漢學'風潮由經學研究擴展至史學的歷史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