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教授刘锐:保障民生要尽快补齐立法短板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聚焦人民群众急盼,加强民生领域立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教授刘锐表示,一方面法律的制修订提速,另一方面立法质量明显提高。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民生领域"法律欠账"需尽快补上。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生领域立法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绩?

即事言理 从实求知:主体性的政治法律知识生产如何可能

建构主体性的政治法律知识体系需即事言理、从实求知,通过把握真实的历史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内在理解,在此基础上发现规律、提炼概念、概括命题、建构理论。社会科学知识源自对社会的认知,社会的实存性与人文性决定了需在观察和理解的基础上把握真的现实与历史,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知识要与其所在世界建立真实联系。经济学基于对中国经济实践的考察出现了研究的中国转向,社会学则进一步从中国转向走向历史转向、文化转向。政治法律理论也应如此。中国国家治理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与历史逻辑,也受文化观念深刻影响,它们是主体性政治法律知识的重要来源。这一进路也要面向真实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处理好政治法律中的规范性问题,不舍弃中外比较的视野,它也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理论可能。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改革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否决权自设置以来,其合理性和有效性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质疑,要求改革否决权的呼声日渐强烈。在对否决权本身进行直接改革困难重重的背景下,与其相关最重要的两次改革分别为1965年非常任理事国增额改革与2022年通过的否决权行使后10个工作日内正式会议召开改革。目前,五大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呈现出问题特定化与阵容派系化的特征,否决权面临着国家平等原则的根本性挑战、决策效率的拷问以及重大事项难推进的质疑,现有的安理会规模扩大、取消否决权以及程序性改革等方案无法真正化解否决权改革的核心矛盾,即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权利滥用以及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之间的矛盾。基于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为否决权改革提供新动力,通过理念引领、创新驱动以及内核响应三个方面为否决权改革提供新视角,进而推动否决权制度朝更为公平、公正与高效的方向发展。

本质、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富有思想探析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精神富有”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本质是一种人本主义的阐释,涵盖了时间、能力、关系、实践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实质是丰富人的社会本质、体现人的自由创造;基于这一人本主义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增殖逻辑导致的四个维度的精神贫乏进行了尖锐批判,这些批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在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阐发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超越,即从四个维度对精神富有的重构,从而真正实现人的本质。

皇帝名位制度中的道德语言与封建皇权的辩证关系

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并不是绝对的,至少要受到道德语言的约束。传统儒家很早就积极利用道德语言来约束君王的权力,并将这种约束之意融进了皇帝名位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过程中。但随着封建皇权的不断集中,封建皇帝逃离儒家道德语言约束的倾向性日益明显,具体表现为皇帝的尊号、称谓、谥号等名位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异化,道德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沦为加强和粉饰封建皇权的工具。然而,语言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公共性和主体间性,道德语言不仅形塑了所有社会成员无法摆脱的社会语言环境,而且对这种语言的使用本身就内含规范功能,因此,封建皇权越是依赖道德语言修饰自身,就越是在客观上深陷道德语言的规范之网。从实际效果来看,道德语言的规范功能具有正反双重效应,这体现了这种规范的复杂性和有限性。

容错免责机制的法学维度审视

实施容错纠错机制是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关键举措,容错是纠错的前提,容错机制的核心问题是容错免责。容错免责机制的理论基础需对为何容错、为何免责、何错可容、何错可免作出回答,从而阐释容错免责的必要性、正当性、边界范围、尺度标准等问题。质言之,容错免责应从解决部分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的现实逻辑起点出发,回应容错免责面临的理论难题,从而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参考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容错免责机制的构成要件可划分为主体要件、行为要件、主观要件、结果要件、因果关系要件等。同时,鉴于容错免责情形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容错免责机制的构成要件不能简而论之,必须进行类型化分析。

爱国的理由:基于理论、历史与实践三重逻辑的论证

爱国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分量,爱国的重要性和培养路径已经得到理论界充分阐释,爱国的理由则有待进一步探讨。就理论逻辑而言,需求主义、心理学和历史文化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爱国的合理性,作为基础性补充,实践唯物主义的论证使得爱国的理论逻辑更趋完善;就历史逻辑而言,古代中国人的爱国理由与机制联系有关,近代中国人的爱国理由强化为生存联系,当代中国人的爱国理由进一步强化为命运联系;就实践逻辑而言,社会主义描摹了爱国的底色,中国特色丰富了爱国的底蕴,现代化增强了爱国的底气。

党性教育的价值、挑战与改进路径研究

党性教育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也是党校教学的主要内容,要把党性教育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永恒主题,贯穿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性教育,党校积极发挥“熔炉”作用,党性教育取得显著成效,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获得很大提升。但由于各种原因,党性教育工作也还面临一些挑战,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提升与改进。进一步提高和改进党性教育工作,要从党校、教师、参训党员干部三个方面和“知、情、意、行、制”五个角度积极推进,不断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进党性教育入脑入心、知行合一。

休息权的社会主义法治内涵及其保障

休息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亦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法治实践成就,该项权利已载入《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人权文书,并在我国宪法、法律中得到确认。但是在当代法治中国实践中,由于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劳动者休息权的充分保障依然遭遇现实困境。要在更高水平上充分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满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回应美好生活制度建构要求,并完善法律治理机制特别是权利保障体系。应通过对休息和休养权益的充分保障,积极回应广大劳动者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

邻避项目决策是如何做出来的?——基于领导干部调查问卷的分析

从领导干部的视角审视邻避项目决策的相关议题十分必要。通过对调研问卷的综合分析发现:在决策主体方面,当前的邻避项目决策中较好地贯彻了集体讨论决定原则,但也存在集体讨论与集体决定并不匹配的现象,从而影响邻避项目的最终决策;在决策动因方面,邻避项目决策以上级驱动与问题驱动为主;在决策困难和阻力方面,"利益被触动者反对""资金不足""上级部门(领导)不支持""公众误解"是党和政府在作出邻避项目决策时最为担心的四大困难。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合法性审查、风险评估和集体讨论决定各环节的重视程度没有明显倾向。不过,在面对公众参与时,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做出邻避项目决策时还是表现出矛盾心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邻避项目决策的公众参与度与决策透明度。

整体政府模式及对我国政府部门间协调的启示

整体政府是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的新趋势。它主要强调政府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需要实行跨部门的协作。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解析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既是从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出改革、发展与稳定难题的破解之道,更是从弘扬法治精神的深度提出了领导干部开展领导工作的新思路、新要求。充分认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时代价值,深入分析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努力探寻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基本路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当前领导干部道德观与法律政策导向研究

提升领导干部道德素养,必须大行法治之道,充分发挥法律政策的作用,引导、加强干部道德建设。一是以法铸德,完善道德法律政策体系;二是明法弼教,健全用人道德导向机制;三是道德执法规范化、信息化;四是科技防腐,权力监督刚性化;五是深化道德、法治实践,推进道德、法治一体建设。

大部制背景下的政府决策流程优化研究——以S区的改革实践为例

大部门体制要发挥实效,不仅需对组织结构进行调整,还需要理顺政府的运行机制,尤其是对政府的决策流程进行优化。通过将S区的改革实践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制改革后政府的决策流程还存在如下问题:决策动议主体单一;决策议程确立规则不清晰;备选方案设计专业性、参与性、公开性不足;方案抉择权限不清;人大在重大决策合法化环节缺位等。因此,必须结合决策流程优化的一般规律和国内外经验,对大部门体制的未来走向提出更具针对性和科学性的政策建议。

形式主义的外部生态

反对形式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不知从何时起，形式主义逐渐盛行于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而且愈演愈烈。文山会海，套话连篇；迎来送往。推杯换盏；开工要剪彩，事事搞仪式；调查研究走过场；搞虚假政绩“形象工程”，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形式主义尤其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必须遵守的“潜规则”。

公诉权内部控制方式的改革难题与破解路径——以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为背景

长期以来,在检察院内部对公诉权的控制方式主要有层级审核、案件讨论、错案责任追究、指标考核,前两者属于过程控制,后两者属于结果控制。这种方式有利有弊。针对其弊端,中央决策者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制度方案,即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和业务考评机制的改进。但是制度文本在与司法实践对接时却产生了异化倾向。改革难题的破解和改革方案的深入推进,需要以过程控制的规范化和结果控制的理性化为重要抓手。前者表现为找准过程控制的关键节点,合理配置公诉权,严格限定层级审核的范围;减少案件讨论的数量,提高案件讨论机制的规范化程度。后者表现为把握好业务考评适用限度,进一步完善考评指标;厘清"错案"标准,理性追究错案责任。

法治视阈下党员干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研究

党员、干部应当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模范作用。党员干部带头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通过党员干部在工作、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展现出来的。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效发挥法治在党员干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构建培育和践行党员干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路径要将其置身于整个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中,有针对性地设计行为载体、搭建法治平台。

村级干部法治思维养成与提升研究

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处理现实问题,是村级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当前村级干部的法治思维虽有明显提升,但是仍存在法治意识有待增强、法治方式运用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提升村级干部法治思维,需要结合村级干部的现实状况,健全村级干部法治教育培训机制,提高村级干部法治方式的运用能力,健全村级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完善村级干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

全面从严治党为领导干部戴上“紧箍咒”

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坚力量,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纪律意识、党性素养、依规治党能力如何,直接决定全面从严治党的落实程度、直接影响各级党政机关从严治党的社会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同理,全面从严治党也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新时代创新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内生动力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强化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党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将学习教育常态化与宗旨意识并重,取得显著成绩。在肯定成绩同时,面对新形势,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势必要与时俱进,通过方式方法的不断创新,防范于未然,从而有效应对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强化其党性意识、宗旨意识,强化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不断适应新时代对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所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进而以党员干部教育创新发展为契机,为整体国民素养进一步提升提供思想与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