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皇太后膳食空间的构建研究——以故宫体和殿为例

目前所见储秀宫为光绪九年重修,由南至北依次为翊坤宫、体和殿、储秀宫及丽景轩,为一个四进院落。慈禧皇太后于光绪十年至二十年居此,并于体和殿用膳。体和殿面阔五间,东西各有配殿,这一区域装饰以隐喻与象征相结合的形式呈现了一个以福寿绵长为主题的富有吉祥寓意的空间。建筑内部根据内廷传膳的惯例及慈禧太后的个人习惯进行布局与陈设,兼具生活的舒适性与礼制的庄严感。旨在以二重证据法,结合实地考察收获与历史档案记载,探讨慈禧皇太后在其五旬万寿之际对其膳食空间的设计与思考。

浅谈故宫博物院藏犀角印

清代宫廷大约自雍正朝起开始制作犀角器,至乾隆朝达到鼎盛。本文介绍的犀角印虽非宫内制作,但深得乾隆皇帝喜爱,配有专门定制的紫檀木匣,并入藏“百什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印章中以犀角制作的仅此一例。结合档案记载可以推断,这八方犀角印章并非由宫内造办处制作,而是由宫外进献至清宫,再由内务府造办处为其定制紫檀木匣。

芳园居:避暑山庄里的银库

乾隆四十八年,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设立了芳园居银库,为行宫日后的修缮工程提供经费。乾隆皇帝至此时方在避暑山庄设立银库,具有其必要性与紧迫性。该银库的设立,既是热河工程发展的结果,也有热河道库存银较多的因素。芳园居能够成为乾隆皇帝理想的银库,与自身良好的条件密不可分。嘉庆时期,该银库在避暑山庄的修缮过程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道光时期,随着行宫使用频率的下降,导致工程数量急剧萎缩,芳园居银库最终被取消。

清宫太监入旗制度探微

清代统治者在继承明代旧有制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太监管理制度与内务府管理制度结合起来——令太监加入旗籍。对于清宫太监入旗制度,当时的官修典籍、私人笔记等均少有记载,仅在宫中档案中有所反映,以致长期鲜为人知。清宫太监入旗制度,形成于康熙时期,并一直延续至清末,内管领在太监入旗之后的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太监入旗制度的实施,适应了满族社会管用分离“双轨制”的需要,加强了对太监的管理,也使得有清一代没有出现明代太监为祸甚烈的现象。

清代宫廷新疆地毯考

本文主要简述了新疆地毯的传统历史,新疆在对宫廷地毯本身的编织手法、图案纹样所展现的独到之处,受清宫廷政策的影响与其早期、中期、晚期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在不同时期受中原地区地毯传统纹样影响程度。而新疆地毯进入清宫廷后,使宫廷地毯进入了一个高峰期,通过本文论述能了解到清代宫廷中的新疆地毯编织、图案纹样及色彩的基本特征,对于掌握新疆宫廷地毯的重要标志,研究新疆地毯会有一定的认识与了解。

清宫女官制度抉微

女官是封建宫廷事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清宫在顺治时期仿照明制设立专职女官,自康熙朝开始女官则改为临时性择选,其发挥的作用远逊于明代,仅在皇室婚礼、册立皇后与册封后妃等典礼中扮演较为重要的角色。这些女官主要在内务府三旗中有一定职位的人员妻室中择选,若不能满足,亦会扩大至八旗。因女官不是专职,没有薪俸,所以内务府赏银和缎匹给参与典礼的女官,并承担相关费用。清宫女官的这种改变减少了宫中服役女子的数量并节减了宫中开支,同时还能减少对民间的干扰。总之,清宫女官只是对清宫典礼中承担具体事宜女性的泛称,是沿用前朝的称谓,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文献记载中十七、十八世纪法国送给中国宫廷的礼物

十七、十八两个世纪的中法交往是世界的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事件。这一时期,双方在文化交流上呈现出积极的态势,尤以物之交换相当频繁,成为考察两国宫廷交往的重要方面。

图塞尔根(tusergen)考

图塞尔根■(tusergen)为家具的名称。通过对乾隆时期制作tusergen的物料清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应为一种高度介于炕上桌案与大型桌案之间的家具。从tusergen的使用场景与频次,及近代满语对tusergen一词的保存情况来看,此类家具并未完全消失,而更可能仍以另一种命名方式得以幸存。从礼仪空间到生活空间的转移,tusergen的历史反映了清代入关后满族文化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宁寿宫花园符望阁室内空间原状及内檐装修工艺探析

北京紫禁城内廷外东路的宁寿宫是清代中期乾隆皇帝为自己归政养老营建的宫殿,宁寿宫内西侧狭长地带设有一座四进院落的花园,俗称乾隆花园,其中第四进院落的主体建筑为符望阁。笔者通过对符望阁建筑空间和内檐装修的考察,结合档案资料,恢复了乾隆时期符望阁的原状格局,并考证了符望阁东门内戏台空间的原状陈设情况。包括符望阁在内的宁寿宫区建筑在设计上参考了其他建筑案例,将符望阁与其母本建筑延春阁进行对比研究,对已经不复存在的延春阁内檐装修形制和制作工艺进行了论证。据此进一步探讨了乾隆朝不同时期在建筑空间设计和装修制作工艺上的异同。

御花园建筑沿革爬梳及相关问题钩沉

紫禁城御花园肇建至今,已历数次修建工程。其初名宫后苑,明中后期改称御花园,清代至今仍因此名。其初建规模仅占钦安殿周围自南而北的狭长区域,至嘉靖年间始拓展至与今相近之规模。万历时期,御花园内的规划已较为充盈而完善。有清一代,御花园内的工程以修缮为主,但亦有出于统治者自身信仰与兴趣而进行的改建工程。花园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如四神祠南面承露台由明代仙人承露之处渐变成民国时期的观鹿之台,原本为观景赏鱼而造的澄瑞亭至清代变为斗坛,明代所建曲流馆于清中期被拆除却在清末以禊赏亭之名被延续于花园的另一侧,养性斋与绛雪轩相继出现又几度修缮并最终形成阴阳和合的关系,以及千秋亭于咸丰年间经回禄之灾而覆灭却又借同治帝大婚之契机得以重建等。

何以解王:中古時代的“王太子”與“一字王”

《隋書》卷一《高祖帝紀》:“(開皇元年二月丙寅)立王后獨孤氏爲皇后,王太子勇爲皇太子。”^(①)關於這條史料中的“王太子”,有兩點訊息耐人尋味:其一,楊堅即位稱帝前,楊勇已具“太子”身份;其二,“王太子”綴于人名前,是一個獨立名詞。史料顯示,中古時期,王嗣稱“王太子”者,不止此例,那麽,該如何認識“王太子”名號?現有研究揭示出“王太子”名號與禪讓政治關聯密切,多見封於中古禪讓前夕權臣嫡嗣。^(②)其中,柴棟對“王太子”作了專文探討,但其着眼點實際在“太子”,^(③)未將“王太子”視爲一個獨立概念與“太子”相剥離。然筆者發現,中古“王太子”實則具有專名屬性,并且,如何理解“王太子”之“王”,牽涉到我們認識禪讓制度設計的大問題。

从明代刻本插图及绘画作品看文人书房家具陈设

明式家具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条件。明代建国之初,面对百废待举的现实,明朝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奖励农耕垦荒、移民屯田、兴修水利,鼓励农民种植桑、棉、漆、桐,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此外,还大力发展手工业生产。从传世的明代刻本插图和绘画作品中可以看出,明代的文人书房,其布置较为简单,通常在书房中陈设有屏风,屏风前再陈设一张书桌或画案,桌案上面是文人行文作画的笔墨纸砚,在书房之内还放有一架空敞的书格,稍讲究的书房内还陈设有香几、盆景、古琴、烹茶燎炉以及茶具。

宝座与王权——漫谈清宫之宝座与王权

宝座,亦称"宝椅",也称"御座",是一种体型宽大的坐具。在中国传统家具中,没有一种家具像"宝座"那样被赋予了极其神圣而又特殊的文化内涵。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尚存有太和殿髹金漆龙纹宝座、紫檀嵌玉龙纹宝座、红雕漆嵌玉荷花纹宝座、紫檀雕漆云龙宝座等宝座珍品,这些宝座是帝王集权的形象图腾和体现皇帝权威的重要载体。

从《红楼梦》中家具描写谈起

以文学巨著《红楼梦》中出现的各类家具为例,对其造型、功能、装饰与工艺等进行了解读,在此基础上对清代传统家具艺术的文化内涵与背景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管窥明清绘画中的家具(上)

研究中国传统家具,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除了要多接触流传有序的传统家具实物外,还要阅读大量的史料文献,而中国传统绘画就是一项很好的参考资料。中国传统的绘画,历史悠久。明清之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文人画的兴起,以吴门四家为代表的工笔写实性绘画登上历史舞台。一直到清代以后,文人绘画一方面与贵族生活相结合,另一方面紧贴市井生活,产生了大量极具写实性的绘画作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表现了文人雅士生活的场景。而场景里面陈设有大量的家具,为我们了解明清之际家具的使用留下了极为详细的资料。

慈禧太后对醇亲王奕譞的监控——以赏赐官女子为中心

光绪帝继位之后,醇亲王奕譞由于其皇帝生父的身份,客观上对慈禧太后独揽权力产生了不利影响。由此,慈禧加强了对奕譞的控制:除了利用传统的宗人府制度与王公处分则例外,还“巧妙”利用了前朝的赏赐皇子王公官女子制度。而清帝赏赐皇子王公官女子,主要是为了子嗣繁衍。慈禧利用官女子监控奕譞应当较有成效,故而其再三使用这一手段。

“天有求绎”与“地法九宫”——西周雒邑规划的“象天法地”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仰观俯察”精神,投射于城市规划领域,形成了独特的“象天法地”传统。以西周都城雒邑规划为例,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为基础,探讨“象天法地”规划思想和方法的成型及其在雒邑营建中的表现。雒邑规划综合运用“象天”和“法地”的手法,树立了中国古代城市“象天法地”规划的典范,影响深远。以雒邑规划为出发点,可以为商代都城和西汉长安的规划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路。

清代圆明园银库及其财源变化

圆明园银库是圆明园经费的管理中枢,原附属于圆明园库,至乾隆年间从中分离出来,并援引广储司管理办法,管理日趋规范。圆明园银库的收入规模于乾隆年间达到顶峰,此后呈下降趋势。这与清帝的财政统筹有关,更与时代的发展及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息息相关。

兰露滋香泽 我与故宫出版社的故事

作为故宫人,陪着故宫出版社共同走过了三十余年的时光,对于出版社的感情是独一无二的。记得二〇〇一年,我刚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公派留学回国,紫禁城出版社(后更名为故宫出版社)的万钧老师来找我,希望能帮助编一本故宫收藏的藏传佛教造像的书。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康熙朝西洋传教士宫廷制药探究——以“如勒伯伯尔拉都”为中心的考察

康熙时期西洋药物随着传教士的到来开始大量进入宫廷,宫中对西药的认识和使用逐步深入。康熙帝命令西洋传教士在职掌制造器用的养心殿造办处研制西药,一种音译名为“如勒伯伯尔拉都”的药物在这里制作成功。此药虽为御制,且产量不高,但康熙帝曾多次将其赏赐给患病的贵族和臣工。根据清宫档案、满文药书、皇家药典等记载,推测其即为“julep”(糖浆)的一种,主要成分有珍珠、宝石,可能还掺杂一些动植物、矿物、水果、香料等。该药为以上多种物质共同蒸馏提炼而成的药露,保质期短,方便易服,药性平和,疗效广泛,是宫廷制作西洋药物的代表作,也是中西医药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