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塑国家与教育大众:故宫博物院1949-1966年展览工作的综合考察

展览是新中国初期(1949-1966年)故宫博物院参与国家政治与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这一时期,故宫博物院的展览工作成为一项由国家领导并获得全国支持、体现国家意志、适应现实建设需求的“国家行为”。此间,故宫博物院在院内举办常设与临时展览共计二百余个,基本形成了“古今中外兼备”的综合性展览特色。具有鲜明民族叙事特色的展览,肩负着形塑国家与教育大众的使命,成为面向广大民众开展政治与文化教育的有力工具。对这一时期故宫博物院展览工作的综合考察,不仅可以管窥新中国初期博物馆独特的“使命型”基因,也能为文化遗产的“古为今用”提供借鉴。

我在故宫守文物

我们家五代在故宫,我的高祖、我的曾祖、我的祖父、我父亲和我。我高祖和曾祖的作品,在故宫档案上有记载的有100多幅。我的祖父呢,从皇宫变成博物院,这个过程他经历了。我是1979年来到故宫博物院,后来在1984年的时候,我调到了保管部的总保管组,并且提出来对故宫藏品进行清点,也就是要摸清家底儿,这个工作在我看来是历史地落在我肩上了。

家国情怀 永为传承 故宫博物院近年接受文物捐献侧记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近百万件文物中,其中有二十四万余件文物,是在博物院成立之后新收入的藏品。新藏品的不断充实与社会各界人士化私为公、慷慨捐献,密不可分。捐赠者将文物捐赠给国家的仁心义举,天下为公的精神值得铭记。

北京大学对故宫博物院早期事业的贡献(1924-1933)——以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

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以实践同仁整理国故的理想。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及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北京大学众多学者积极参与,指导了故宫博物院早期工作的开展。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北京大学先进的学术理念带到故宫博物院,使故宫博物院成为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公共文化机构,从而奠定了故宫博物院在文化领域的地位。

顾颉刚与故宫博物院——兼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学者治学的差异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古史、民俗和史地研究卓立于学林,是"古史辨派"的创始人。出于对书画的癖好和沈兼士先生的推荐,顾颉刚先生于1924年底被聘为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参与了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及书画整理工作。但随着人事关系的变化及学术研究方法和重心的逐步确立,顾颉刚先生很快淡出故宫博物院的实际工作,只担任理事、专门委员等名誉职务。在学术研究上,他热衷于古史辨伪,强调"载记"的重要性,其治学理念与北京大学积极于故宫博物院事务的学者,如马衡、陈垣、沈兼士、李宗侗等先生存在较大差异。通过比较从中亦可窥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不同学风和治学方法。

走出去的展览故宫博物院的巡回展览

让展览“走出去”,是博物馆馆际交流的常见方式。展览的交流不仅促进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不同文化的传播与弘扬。故宫博物院所举办或参与的对外交流或巡回展览不胜枚举,有的不仅成为文博领域的重要事件,更是在近现代文化、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故宫藏恭亲王奕䜣书札与书法作品述要

恭亲王奕䜣是晚清时期最为重要的宗室亲王之一。无论是作为皇子,还是作为亲王,清代宫廷都是其活动的重要场所,并遗留下丰富的文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有部分文物能够确定其原来的主人。故宫博物院中留存有一些与奕䜣相关书法作品和书札,它们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江瀚与故宫博物院的早期发展

江瀚于1926年出任故宫博物院维持会会长,在任期间为保护故宫做出了巨大努力。这主要体现在解决院内经济困窘和典守院内文物两方面。维持会解体后,国民政府接管故宫。江瀚出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代理馆长,带领同仁保护、整理馆藏典籍,出版了《故宫方志目》、《故宫普通书目》等书,推动了图书馆各项业务的发展。及至30年代初,江瀚代理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为故宫文物的去留与北平文化的发展奔走呼号。不论是在行政方面或是学术研究、文化传承领域,江瀚对于故宫博物院的早期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叶恭绰与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时正值中国政局混乱,社会局势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建设与破坏同行,作为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故宫博物院更是经历了不少艰辛和挫折。庆幸的是,故宫博物院在最困难的时期,得到了诸如叶恭绰这样热心人士的鼎力支持和大力帮助。1926—1962年故宫博物院档案中多次出现叶恭绰的名字,记录他曾短暂担任过故宫博物院的行政职务,也曾在故宫博物院业务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将自己的藏品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古物馆与故宫博物院早期发展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前举行了隆重的开院典礼,宣告成立。考虑到从清宫接收的公产主要以古物、图书为最多,参照世界各大博物馆的建制,故宫博物院设立了古物馆和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时正值中国政局混乱、社会局势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建设与破坏同行,作为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故宫博物院经历了不少艰辛和挫折。作为最早的建制机构,古物馆陪同故宫博物院历经风雨,在全体职员的共同努力下,履行了新式博物馆所赋予的典藏、保管、陈列、研究和出版等职责,为故宫博物院的早期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积极探索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理念,认为仍然延续新中国成立前的管理模式,已不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1951年3月,文化部文物局制订了故宫博物院改革计划方案,决定撤销古物馆,成立了陈列部和保管部。至此,设立近26年的古物馆退出历史舞台。

锡玉良缘——故宫博物院藏朱石梅制锡砂器研究

清代著名锡砂工艺美术家朱石梅,他创作的锡砂作品集诗、书、画、印于一体。本文通过梳理故宫博物院及部分博物馆藏朱石梅所制锡砂器物,探讨朱石梅的个人生平、创作源流、师承关系、社交范围及艺术成就。一归复初、沈存周与朱石梅明清时期,太湖流域人文荟萃。

乾隆朝景德镇仿汝釉瓷器

汝窑及相关文献记载汝窑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宋时属汝州，故名。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位列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宋人叶真在《坦斋笔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州为魁。”可见汝窑是继定窑之后为宫廷烧制贡瓷的窑场。其器物多仿青铜器及玉器造型，主要有出戟尊、玉壶春瓶、胆式瓶、尊、洗、盘、盆等。

宫廷藏“鹿”

鹿对于人们来说，不仅可以满足生活上的物质需求，同时也是吉祥的象征。因为“鹿”与“禄”音同，使得鹿的象征意义更为丰富。

是异非一:清代宫廷视野中的两部藏文《金刚经》

本文讨论了清乾隆朝御制藏译汉《金刚经》及顺治朝宫廷泥金藏文写本《金刚经》,作者以详尽的文本分析为切入点,从其中反映出的问题引入对译经、抄经背景和缘起的解析,最终讨论了由文物体现出的藏文《金刚经》在清代宫廷视野中融合汉藏佛教信仰的独特意义。

古称第一今试品 松枝拾取文火燃 乾隆皇帝的访泉之旅与品泉理论

自唐代开始,便有人将水品的优劣与茶事品质的高低相提并论。古代文人鉴赏各地泉水品质,使水品次第在茶事品鉴的历史脉络中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被反复提及。

三件王原祁画作的辨伪

本文就传世的三件相互关联的王原祁画作,即两件年款相同的《仿大痴山水图》轴以及与其中一件题识雷同的《西岭云霞图》卷,一并加以讨论,通过对其中文字及其书法、绘画风格的考鉴,认定此三件作品为伪作。

清代的贡貂制度

贡貂制度就是清政府因俗制宜,针对东北边疆民族实施的一种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清代的贡貂活动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已经出现,经过康雍乾时期的不断完善,逐步制度化,并延续至光绪时期。这一制度并非单纯满足皇帝奢华服饰需求的手段,而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东北地区带来了经济效益,促进地区经济的繁荣;为东北各民族带来了交流的契机,有利于民族团结;便于东北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强化了地方的归属感。总之,贡貂制度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巩固王朝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