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与转向

新时代赋予中国教育学以新的时代使命、学科重任与发展诉求,需要中国教育学人始终立足教育实践之基,满足学科发展之需,回答特色时代之问。新文科建设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的内涵特质为新时代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和转向提供了新的思想源头、分析框架、思维逻辑与转换路径。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在历经单学科专业式分化的“模式Ⅰ”与跨学科交叉式协同的“模式Ⅱ”之后,正在迈向超学科智媒式融合的“模式Ⅲ”,呈现出由内而外、由单向到多维、由他觉到自觉、由学科割裂到边界融合的整体趋势与变革景观。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文科,新文科建设催生了未来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的三重转向:从实求知的回归,共生群体的集聚,文化生态的重塑。

试评教育史研究中的“时代局限”及其理解——以《大教学论》宗教因素等为例

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着不少被称之为“时代局限”的教育思想,《大教学论》中的宗教因素便是其中之一。19世纪以来历史哲学的发展表明,无法从“客观”概念出发回应“历史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历史的理解始终是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互动的过程。对于《大教学论》宗教因素等“时代局限”的理解而言,从历史情境筹划出发,通过有限度的同情与批判,达成与被理解思想之间的“视域融合”是一条可能的思路。理解“时代局限”不意味着消解问题、翻案文章,而是要求必须始终保持开放的研究视域。

时间的教育意义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进路

时间是人类展示文明、承接记忆的文化工具。历史学是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脱离特定的时间,任何历史现象都难以得到理解。人类的全部历史存在于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体系之中,时间和空间为人类认识自然界和自身历史提供了方法论支持,而时间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确立了教育时间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所以说时间的教育意义成就了教育时间,任何教育活动都离不开教育时间,因此,也赋予了其人类教育历史研究的基本内涵。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而言,彰显教育时间在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本体论意义,运用教育时间构建涵盖全部人类教育活动的教育史体系,嵌入教育时间更新外国教育史的阐释与分析框架,基于教育时间探究外国教育史的结构性主题,都将有助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新进路的开辟与拓展。

后人类时代教育学知识生产的范式转型与未来图景

识变、应变、聚变和求变是教育学知识生产始终肩负的时代变革使命与学科发展重任。在以去中心化为核心特征的赛博格式的后人类时代,虚实共生的数字化基建赋予教育学变革新动力,时空再构的模态化场景延展教育学事理新边界,扩容升维的异质化网络创生教育学迭代的新生态,共同勾勒出时代变迁中教育学发展的多重镜像。后人类时代教育学的知识生产蕴含学科层面的坚守边界与打破壁垒、学问层面的存量调整与增量变革、学人层面的各自为营与群智协同等三重内在张力,需要经由潜移默化、外部明示、交叉融合和循环创生等运行环节,实现个体实践的经验化与群体经验的社会化、隐性知识的外显化与显性知识的标识化、领域知识的学科化与学科知识的辐射化、全息表征的耦合化与范式转换的自觉化。组织开放度、学科融合度与体系贡献度是制约后人类时代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转型的关键尺度,呈现出从塔式科层走向集群众创、从知人之明走向自知之明、从本土行动走向国际视野的未来发展图景。

“理知”的突破、延展及其超越:儿童教育实践中图像的智识价值审视

图像作为人类识知世界与自我的重要媒介,正不断冲击着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中“理知”的主导地位,并在感知、有感之理知与自我认知三个向度上呈现出独特作用。作为知识表征方式的图像,其在与语言文字的互动中,展现着它作为“感知”世界的方式所具有的通向“理知”的附属价值。作为超越“理知”全能的教育资源,图像以其“进境”“临境”“入境”的方式展现世界的可能性,成为建构“有感之理知”的有益来源。在教育促进人之自我理解的昭示下,图像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拓展了儿童自我认知的空间与向度。教育中的图像运用,需要在平衡感知、理知、自我认知的前提下,警惕智识空虚的危机,由此坚守教育使人睿智与明达的追求。

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数字教育促进学习型大国建设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当下,教育强国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通过教育数字化推进学习型大国建设的理念更已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针。党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其建设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数字教育的普及与深化,而关键抓手则是破除数字教育的瓶颈,尤其是服务于惠及老龄群体、农村与边远地区的群体,并通过学习型大国的建设去落实精准服务以及满足个体个性化学习需求的目标。通过构建数字教育生态服务学习型社会与学习型大国建设,可为充实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力量提供新方案。

教育学的再认识——回望教育学苦旅的一程又一程

教育学的难点在于其中内在的矛盾,中国教育研究中又存在非同一般的特殊矛盾。其一,教育学双重功能的冲突,实际上是因为科学理论与实践教育理论的区别而产生的逻辑鸿沟。其二,教育学研究对象中的内在矛盾,即“教育”与“教养—教学”之间的逻辑鸿沟。其三,对具体的“教育”进行客观的研究较为困难。其四,教育科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理论性质不同,解决的是不同的“教育问题”。其五,在各种教育价值学说中,往往各从某种价值取向出发,重新定义教育,以致如今每一个基本概念都有多种“定义”或“拟定义”。其六,科学的教育研究是从大量教育事实中抽象出逻辑范畴,进而形成概念系统,再以逻辑范畴为比较项重新解释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教育现象。其七,中国教育学何时越出“西学东渐”时代依旧是“教育学的迷茫”。

陈桂生的“教育学之问”——西学东渐的影响与中国教育文化的特点

在反思西学东渐之下的教育学背景下,生发出若干陈桂生的“教育学之问”。中文语境下的“教育”一般是作为道德教育的同义语存在的,而将英文“education”译作“教育”其实只是一种假设。词汇互译的困境反映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思维方式的差异,带着东方的观念去理解西方的教育论述,以模糊的标准去衡量他者的文化存在一定误区。诸如此类的难题有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去解决。此外,“教育理论”“关于教育的理论”的区分需进一步分析,通过分析显示“直接的教育过程”理论更为重要。总之,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与中国教育文化的特点下,在教育研究中,需要深思陈桂生的若干“教育学之问”。

人类世背景下的全球公民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德国教育人类学家武尔夫教授访谈

人类世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两项教育理念——全球公民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人类世这一概念主要指人类活动遍及全球、几乎无地区不受人类影响的世界现状,相较于同类概念,人类世概念包含人类在当前世代总体行动造成的诸多影响,是一种用以描述人类与世界关系的综合观念。由人类世概念引发的对人类行为的反思与批判,催生全球公民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两大理念。全球公民教育重点关注教育活动中的全球公民意识,旨在通过对全人类共同体意识与共同责任的唤醒应对全球性风险;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在于培养年轻一代面向未来的思维与行动能力,提升受教育者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素养,以及反思批判能力、承担责任和团结合作能力等。两种教育理念互为补充,成为人类世背景下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应对全球性风险的复合教育路径。

从世界到中国:未来素养何以有必要成为未来教育研究的新视点——于金申与未来学家瑞尔·米勒的对话

近些年未来教育已经成为了国际热点话题。但未来尚未发生,谁也无法预测未来教育将会走向何方,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新视点来研究未来教育。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来素养研究中心前主任瑞尔·米勒研究员提出了未来素养概念,这是一种旨在帮助人们知道未来是什么以及如何使用未来的能力。近十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未来素养研究已经在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100多场未来素养创新实验室活动,探讨了未来素养对于未来教育和社会发展的意义,且正形成全球化发展之势。鉴于此,本对话主要围绕未来素养的学理背景,未来教育研究的可能路径,中国未来教育探索以及对中国未来教育镜鉴价值四个方面展开,以昭示未来素养视点下未来教育研究的方向与路径。

论学院化教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兼论教育学者的学术使命

教育研究的学院化意味着学术的专业化和制度化,进而也意味着专业生活的科层化。学院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学的繁荣,但也同时造成了学术与生活、理论与实践的割裂;科层化的管理模式、僵化的学术评价机制以及教育学者“以学术为业”的生存方式,直接影响了教育理论的解释力、影响力和生命力,使教育学的发展面临困境。走出教育学困境的出路是:跨越生存边界,促使研究者与实践者达成理性共识;变革评价机制,促进学术评价机制的合理化。更重要的是,教育学者应当对自身的学院化生存方式具有一种批判性警觉,并因此而增强学养,在体制与自身发展之间谋求一种合理的“博弈”,实现教育学的规范化、理性化发展。

走向世界教育学的中国自觉——基于话语体系生成的维度

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是教育学中国道路的实践表达,是教育学中国经验的智慧提升,是教育学中国理论的话语呈现。作为教育学“思想学理表征系统”的中国话语体系,始终处于“反向格义”与“主动化西”、“传承弘扬”与“重塑再生”、“宏大理论”与“微观叙事”的张力之中,在合乎现实之需、时代之规、历史之情、未来之势的基础上,需要持续回应“由谁说”“说什么”“怎么说”“在哪说”“说得如何”等问题。话语主体的情感认同与交往理性、话语内容的概念创生与论证说理、话语表达的模态建构与复调叙事、话语场域的时空重塑与再情境化、话语生态的求同存异与百家争鸣共同组成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生成的基本要素与问答逻辑。探索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走向世界的可能路径需要扎根本土变革实践,凝聚标志理论共识,增强解释力与公信力;设置世界教育议题,回应时代发展诉求,提升引领力与显示度;整合立体传播网络,讲好中国教育故事,提高辐射力与影响度。

成长的轨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5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分析

首先,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1980-2005年25年间的400多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就完成数量,专业方向和主要领域进行了总的分析。然后,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5年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1980-1992年为恢复起步期,1993-1999年为发展转型期,2000-2005年为深化创新期;再分阶段对这400多篇论文,按论文数量、选题、方法运用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分析的结果折射出我国研究生教育和教育科学研究的成长轨迹。

关于教育的科学研究与规范研究——再论《教育学的迷惘》

鉴于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的现状不尽如人意,尽管近十余年间已有一百余本教育学教材问世,现在仍在积极筹备拟订教育学教学大纲,并着手组织力量重新编写各级师范院校教育学教材。不容否认。

西方教育学科学取向的历史考察

西方教育学科学取向的历史考察冯建军华东师大教育系在西方，“教育科学”的出现，只是近几年的事。￣［１］那么，在“教育科学”出现之前，肯定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探索期，我称其为教育学科学取向时期。考察这一漫长时期，根据教育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我将其划分为四个阶...

理论理路的分歧与借鉴——哲学社会科学语境中的教育学研究

在当今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学术话语中,教育学不应仅仅处于理论的“被殖民”地位,而应把握自身独特的理论理路。本质意义上的“教育学”不是“教育现象之学”,而是“助人成长之学”,其理论理路的独特性在于理论起点上对人的成长的关注,研究理念上具有内在的乌托邦倾向,研究旨趣上的实践取向。对主流学术话语的借鉴需以对自身理论理路独特性的把握为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初期教育学系纪事(1951-1965)

我于1955年从淮安师范学校毕业,于同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附带注明要我提前一星期报到.我到校当晚,在第一宿舍门口一个房间报到.受到当时教育系团总支书记汪幼芳和几位高年级学生热情接待.他们如数家珍般向我介绍教育系,即：在全校,教育系列为第一系,

从科学的角度看“教育学”

从科学的角度看“教育学”冯建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教育学开始复兴，据说，十多年间出版了一百多年本教育学，气势不可谓不盛，而且每本教育学“英雄所见略同”。表面上看来，教育学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果真如此吗？其实，在表面成功的背后蕴藏着更深的危机...

台湾和香港以及大陆(或内地)部分教育学院系本科教学计划之比较

通过比较台湾师大教育学系、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华东师大教育学系的本科教学计划,本文得出的初步结论有四:一是三个计划,两大风格。台湾师大与华东师大的比较接近,而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异其趣。二是培养目标,同异两存。台湾师大教育学系主要培养“教育行政人才”、“教育学术人才”与“中等学校师资”,而华东师大教育学系:本科将朝培养“学者型”教育工作者方向发展,拟试行“4+3”或“4+2”学制,即部分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直升硕士研究生。三是变通招生,广开生源。相对而言,台湾师大招生的路子似乎宽广一些,招收多种保送生,还有插班生。四是紧扣目标,改革课程。台湾师大教育学系课程变化的主要趋势:拓宽文化基础,减少一般理论科目,加强专题课程。华东师大教育学系坚持“两类三块四个内涵”的课程改革方案:“两类”指“必修”与“选修”两大类,“两类”的改革策略是适当调整前者,大力发展后者。“三块”指专业必修课与选修课均由文化课程、情境课程和实践课程构成。“四个内涵”指“充实文化底蕴”、“突出理论修养”、“增强情境感悟”、“培养科研能力”。

试析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办学特色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是民国时期一所独特的高等学校。它在培养民众教育专业人才上的主要办学特色，如树立“为民众服务”的办学方向；专业及课程设置适合社会需要，基础知识面广；重视学生的民众教育实习和参观；积极开展民众教育实验；特设研究实验部；面向社会，实行开门办学等，对我们今天研究开展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等事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