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院化教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兼论教育学者的学术使命

教育研究的学院化意味着学术的专业化和制度化,进而也意味着专业生活的科层化。学院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学的繁荣,但也同时造成了学术与生活、理论与实践的割裂;科层化的管理模式、僵化的学术评价机制以及教育学者“以学术为业”的生存方式,直接影响了教育理论的解释力、影响力和生命力,使教育学的发展面临困境。走出教育学困境的出路是:跨越生存边界,促使研究者与实践者达成理性共识;变革评价机制,促进学术评价机制的合理化。更重要的是,教育学者应当对自身的学院化生存方式具有一种批判性警觉,并因此而增强学养,在体制与自身发展之间谋求一种合理的“博弈”,实现教育学的规范化、理性化发展。

成长的轨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5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分析

首先,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1980-2005年25年间的400多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就完成数量,专业方向和主要领域进行了总的分析。然后,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5年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1980-1992年为恢复起步期,1993-1999年为发展转型期,2000-2005年为深化创新期;再分阶段对这400多篇论文,按论文数量、选题、方法运用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分析的结果折射出我国研究生教育和教育科学研究的成长轨迹。

关于教育的科学研究与规范研究——再论《教育学的迷惘》

鉴于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的现状不尽如人意,尽管近十余年间已有一百余本教育学教材问世,现在仍在积极筹备拟订教育学教学大纲,并着手组织力量重新编写各级师范院校教育学教材。不容否认。

西方教育学科学取向的历史考察

西方教育学科学取向的历史考察冯建军华东师大教育系在西方，“教育科学”的出现，只是近几年的事。￣［１］那么，在“教育科学”出现之前，肯定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探索期，我称其为教育学科学取向时期。考察这一漫长时期，根据教育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我将其划分为四个阶...

理论理路的分歧与借鉴——哲学社会科学语境中的教育学研究

在当今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学术话语中,教育学不应仅仅处于理论的“被殖民”地位,而应把握自身独特的理论理路。本质意义上的“教育学”不是“教育现象之学”,而是“助人成长之学”,其理论理路的独特性在于理论起点上对人的成长的关注,研究理念上具有内在的乌托邦倾向,研究旨趣上的实践取向。对主流学术话语的借鉴需以对自身理论理路独特性的把握为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初期教育学系纪事(1951-1965)

我于1955年从淮安师范学校毕业,于同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附带注明要我提前一星期报到.我到校当晚,在第一宿舍门口一个房间报到.受到当时教育系团总支书记汪幼芳和几位高年级学生热情接待.他们如数家珍般向我介绍教育系,即：在全校,教育系列为第一系,

从科学的角度看“教育学”

从科学的角度看“教育学”冯建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教育学开始复兴，据说，十多年间出版了一百多年本教育学，气势不可谓不盛，而且每本教育学“英雄所见略同”。表面上看来，教育学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果真如此吗？其实，在表面成功的背后蕴藏着更深的危机...

台湾和香港以及大陆(或内地)部分教育学院系本科教学计划之比较

通过比较台湾师大教育学系、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华东师大教育学系的本科教学计划,本文得出的初步结论有四:一是三个计划,两大风格。台湾师大与华东师大的比较接近,而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异其趣。二是培养目标,同异两存。台湾师大教育学系主要培养“教育行政人才”、“教育学术人才”与“中等学校师资”,而华东师大教育学系:本科将朝培养“学者型”教育工作者方向发展,拟试行“4+3”或“4+2”学制,即部分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直升硕士研究生。三是变通招生,广开生源。相对而言,台湾师大招生的路子似乎宽广一些,招收多种保送生,还有插班生。四是紧扣目标,改革课程。台湾师大教育学系课程变化的主要趋势:拓宽文化基础,减少一般理论科目,加强专题课程。华东师大教育学系坚持“两类三块四个内涵”的课程改革方案:“两类”指“必修”与“选修”两大类,“两类”的改革策略是适当调整前者,大力发展后者。“三块”指专业必修课与选修课均由文化课程、情境课程和实践课程构成。“四个内涵”指“充实文化底蕴”、“突出理论修养”、“增强情境感悟”、“培养科研能力”。

试析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办学特色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是民国时期一所独特的高等学校。它在培养民众教育专业人才上的主要办学特色，如树立“为民众服务”的办学方向；专业及课程设置适合社会需要，基础知识面广；重视学生的民众教育实习和参观；积极开展民众教育实验；特设研究实验部；面向社会，实行开门办学等，对我们今天研究开展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等事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与转向

新时代赋予中国教育学以新的时代使命、学科重任与发展诉求,需要中国教育学人始终立足教育实践之基,满足学科发展之需,回答特色时代之问。新文科建设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的内涵特质为新时代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和转向提供了新的思想源头、分析框架、思维逻辑与转换路径。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在历经单学科专业式分化的“模式Ⅰ”与跨学科交叉式协同的“模式Ⅱ”之后,正在迈向超学科智媒式融合的“模式Ⅲ”,呈现出由内而外、由单向到多维、由他觉到自觉、由学科割裂到边界融合的整体趋势与变革景观。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文科,新文科建设催生了未来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范式的三重转向:从实求知的回归,共生群体的集聚,文化生态的重塑。

历史、比较与沟通:教育研究的一些醒思——专访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周愚文(续)

本期访谈中,周愚文院长主要谈了三个问题。首先是教育学院改革创新的问题,接下来是关于师范大学自身特色和竞争的问题;最后是教科研人才培养的问题。

历史、比较与沟通:教育研究的一些醒思——访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周愚文

教育是教人为人之道,也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动力与源泉,加强地区学术交流和对话是时代的要求和必然。海峡两岸一衣带水,血脉相连。随着两岸交流活动的开展,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学术对话交流亦为两岸和世界所关切。作为台湾教育学发展的引领者——台湾师范大学,则承载了更多的关于两岸教育学术交流的重任。台湾师范大学成立于1946年6月5日,其前身是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成立于1955年8月,现拥有教育学系、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社会教育学系等12个系所。其发展不仅反映了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历程,而且折射出整个台湾教育学学科发展的特征和趋势。教育学院成绩的取得,不仅与台湾的教育发展密不可分,也与海峡两岸甚至整个世界的教育发展息息相关。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现任院长周愚文是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1993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专题进修、199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专题进修,曾任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师资培育与就业辅导处处长等职,曾任中国(台湾)教育学会理事长,并于2003年至2012年担任台北市贾馥茗教授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长期致力于中国教育史、英国教育史、美国教育史、大陆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从1983年到2012年发表学术期刊论文32篇、专著及专著论文41部、研讨会论文24篇,政府委托项目报告约34篇以及多篇翻译作品和应邀书评。周愚文先生既有相当的哲学、历史、教育理论素养,又能够将教育理论与实务加以结合。为了解相关问题,本刊特约记者苏娜、王举近期对周愚文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此次访谈旨在了解周愚文先生的个人经历与教育理念、台湾教育发展的历史以及当前的改革现状、两岸教育学术交流三大方面的内容。鉴古今而知春秋,鉴他者而知吾身,相信台湾教育的发展理念会给大陆地区的教育发展带来有益的借鉴。

教育学在国立暨南大学——从师范科到教育系到教育学院再到教育系的演变(1918—1932)

暨南作为华侨教育的唯一最高机关,由最初的中学教育机构发展成为大学教育机构,校名亦从"暨南学校"变更为"暨南大学"。教育学在其羽翼之下,亦随之得以发展:从最初的师范科的课程之一,发展成为教育学系,《大学组织法》颁行后进而再变为教育学院。然正在蓬勃发展之际,却先遇兵灾、后遇"学灾"、突遭裁撤,个中缘由耐人寻味。维护与裁撤的理由都有一定的道理,从论争中可见外来之教育学始终面临着水土难服的问题。

加拿大的师资培训:个案研究——安大略教育学院简介

安大略教育学院(Th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简称OISE,又译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是加拿大师资培训的主要机构,也是加拿大教育研究和教师发展的一个主要中心。笔者认为,对它的招生、课程设置、评分制度,尤其是教师发展联合中心(The Joint Centre of Tercher Development)作一介绍,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向读者呈现加拿大的师资培训模式,很有必要。本文旨在为我国的师资培训研究或改革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参照框架。

时间的教育意义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新进路

时间是人类展示文明、承接记忆的文化工具。历史学是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脱离特定的时间,任何历史现象都难以得到理解。人类的全部历史存在于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体系之中,时间和空间为人类认识自然界和自身历史提供了方法论支持,而时间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确立了教育时间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所以说时间的教育意义成就了教育时间,任何教育活动都离不开教育时间,因此,也赋予了其人类教育历史研究的基本内涵。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而言,彰显教育时间在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本体论意义,运用教育时间构建涵盖全部人类教育活动的教育史体系,嵌入教育时间更新外国教育史的阐释与分析框架,基于教育时间探究外国教育史的结构性主题,都将有助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新进路的开辟与拓展。

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求索

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中国教育学科在异域理论的“驱动”下,在其他学科的“挤压”下,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中艰难行进,努力挣脱依附的生存处境,谋求自主的发展空间。探寻中国教育学科走过的历史轨迹,有助于洞悉它们在新世纪的发展路向。

信息技术时代的教育学是一门“娱乐学”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启了教育领域的全新可能,激发了人们对未来教育的无限想象力,技术成为认识和理解教育的新维度。信息技术业已建构出一种日趋强大的教育话语权力,演变为一种具有现代化、现代性象征的新教育意识形态:教育生产力的革命性巨变及由此衍生的均衡教育资源的强大动能。但是从教育技术发展史的事实判断的角度来看,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的过程始终充满了娱乐学的色彩,表现为丰富性、互动性、新奇性、简捷性等娱乐性特征。正因为如此,新技术的教育应用常常受到学校、教师、家长的质疑和抵制。信息技术时代的教育学是一门"娱乐学"的思考,有助于走向"技术教育学"的探索,从而支持我们深刻认知技术应用于教育的两面性--娱乐性和生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