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构的理性构成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构成的,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给制度建构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境。对此,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以共同维护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与和谐发展。

杜威“教育即生活”观念的中国化诠释

在杜威访华的百年历程中,胡适、陶行知、梁漱溟对杜威"教育即生活"观念作出三种不同的诠释。它分别被解读为"教育即实验"、"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命"。这些颇具个性的诠释,一方面展示杜威"教育即生活"观念有很强的理论辐射力和开放性,另一方面展示一批现代中国思想家有活跃的诠释创造力和充沛的思想活力。胡适、陶行知、梁漱溟对"教育即生活"观念的诠释实践为我们留下了值得深思的个案。尽管有三个维度的解读,但是拥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即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中国化的诠释。

德育:从哲学的视域看

道德教育以培养完美人格为指向,后者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德性与能力的统一。人的能力离开了人的德性,便缺乏内在的价值承诺和理想的引导,从而容易趋向于工具化和与手段化;人的德性离开了人的内在能力及其现实的历史作用过程,则每每导向抽象化与玄虚化。以性与习、知与行、本体与工夫的互动为内容,道德教育既涉及内在根据与外在条件的统一,又非一蹴而就,而是具体展开为一个过程。道德教育具有综合性,其中关乎多重方面。具体而言,与学校教育的多重面向相应,道德教育涉及德育、智育、美育、体育等环节,并无法离开以上方面的交融和互动。以上诸种进路蕴含真、善、美、身心统一等多重价值维度:德育侧重善的品格,智育关乎真的把握,审美过程则更多地指向美的追求,体育则以身心的健全为目标,并在身体力行的过程中,趋向于言传和身教的统一。这些方面的相互关联,使道德教育所塑造的德性扬弃了片面性而趋向于完整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