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帝汶基础教育治理模式嬗变的历史逻辑

在东帝汶基础教育治理变革中,由于其特殊的被殖民历史背景和建国过程,体现了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极不相同的特点。综观东帝汶基础教育治理模式的演进历程,可大致概括为被殖民期与后殖民两个阶段下的四种模式,即葡萄牙殖民时期的“天主教会单一治理”模式、印度尼西亚占领时期的“激进式植入治理”模式、联合国过渡行政当局与东帝汶过渡准内阁联合治理时期的“温和过渡治理”模式,以及东帝汶正式独立以来的“国家本体与多样主体糅合治理”模式。从治理理论中的四大核心要素,即治理的主体、治理的价值导向、治理的手段、治理的成效为分析视角,对东帝汶基础教育在不同阶段下的不同治理样态及演进逻辑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在基础教育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或热点难题提供些许思考。

参观者还是参与者?——企业自身参与职业教育影响因素的扎根研究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政府、学校、企业与社会等多方利益主体。以扎根理论为方法论指导,通过对珠三角地区20位产教融合性企业管理者的深度访谈,构建出包含办学实力、经济周期、政策增量、产权明晰、岗前培训、技术创新的影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六因素模型。对六因素归纳分析发现,政策环境体系不够完善、经济生态稳定性不足、职业教育供给与企业需求失衡是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三大主要阻力。为此,在政策层面,应落实政策存量清理,精准分层扶持;在经济层面,要拓展多元培养模式,打造共创共享联盟;在教育层面,要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质量,重塑职业教育声誉。

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教育行动路向——兼谈对我国推进区域化教育发展的启示

“东盟共同体”是东盟迈向高度一体化区域组织的行动载体,政治安全、经济以及社会文化三大支柱建设形塑出“东盟方式”的演进逻辑,其中教育领域作为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核心要素,是加速东盟共同体整合与拓展的重要驱动力。东盟共同体建设以教育行动为契机,从顶层设计出发,相继出台一系列战略规划与行动纲领,采用以东盟教育部长领衔的平行组织架构,构建成员国教育体系的区域化协调关系。为此,东盟鼓励各国对接共同体教育行动标准,探索项目引领的区域内跨国教育合作模式,推动资格框架与质量保障一体化,创设高等教育共同空间以增加全球合作机遇。展望其未来趋势,东盟共同体时代的教育行动追求公平、多元、高质量发展,将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打通职业教育互联互通渠道视为关键领域。东盟共同体建设中的教育行动经验,启示我国在推进区域化教育发展中要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的顶层设计,建立教育合作跨国、跨地区协调合作机制,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高地,以“教育+多学科”融合方式拓展人文科技交流领域,重视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中的非政府组织与民间交流活动。

全球疫情下UNESCO对柬埔寨教育援助的行动分析

在抗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世界教育联盟的重要机构,秉持“全民教育”的理念、通过开展教育援助行动对柬埔寨提供重要支持。在此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遭遇三重挑战:远程数字教育带来的技术挑战、基础教育面临的质量挑战以及弱势群体遭受的教育公平挑战。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远程教育、计划援助、部门合作三方面做出行动对策,提出未来将加大与柬埔寨政府的援助合作力度,对教师、学校、政府三个层面进行深度改革。

多源流视域下东南亚国家早期儿童教育治理政策探析

早期儿童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各国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高度重视,是公共政策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领域。东南亚国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结合国际视野、立足本土特色,在早期儿童教育治理的政策决策、管理体制等方面不断探索,早期儿童教育服务水准得以较大改善。基于多源流理论对东南亚国家早期儿童教育治理政策展开分析发现:贫困带来的儿童受教育权利危机、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与劳动力分工等社会变革交叠影响促使有关问题进入政策视野,形成问题源流;各大国际组织、各国政府部门的共同推动构成“政策原汤”;在政府引导与各方利益主体诉求下生成政治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彼此嵌套,最终实现“三流耦合”,通过入法、政策修订等过程,成功开启了东南亚国家早期儿童教育治理的“政策之窗”。目前,早期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是我国教育系统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存在诸多短板且处于新发展阶段的改革窗口期,早期教育治理体系亟待完善。借鉴东南亚国家的经验,坚持多角度分析问题、明确政策共同体职责,以及注重“政策溢出”的外部影响力,是今后我国早期儿童教育改革政策议程的可行路向。

澳大利亚学校教育惩戒:转向、实践及启示

澳大利亚学校教育惩戒历经了松散耦合、紧密耦合、灵活耦合三个主要阶段的发展演变,最终实现了从存废“体罚”、过度“零容忍”再到灵活“积极式”的新转向。根据2007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学校纪律政策》的最新要求,“积极式”教育惩戒是一种利用支持性手段,减少学生不当行为、培养学生积极行为的学校教育方式。在实践过程中,澳大利亚学校形成了以分级审查式惩戒、冷静恢复式惩戒、多元立体式惩戒、动态升级式惩戒、申述救济式惩戒五大措施为主的特色惩戒模式,从惩戒的正向性、合作性与生态性三个维度,呈现出鲜明的积极式特征。其做法与经验对于当前我国中小学校教育惩戒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双减”背景下对日韩课后服务的比较与反思——基于制度学与生态学双重视角

课后服务作为我国“双减”政策的有机组成,旨在有效推进基础教育从政策到实践层面的深刻变革。课后服务的制度学视角涵盖价值功能、主体认同、社会困因三大维度,课后服务的生态学视角包含政府补给、学校支持、“校-社”协同三大要素。从制度学与生态学双重视角出发,深入考察日韩课后服务从历史到社会、从理论到实践的流变与发展。比较梳理结果,两国课后服务在制度路径与实施路径上呈现出同构性与差异性,对教育公共性、教育公平、教育质量进行了探索与权衡。为实现“双减”政策的价值导向,我国可适度借鉴日韩经验,规避其风险,亮明课后服务的法律、职能属性以回归教育公共性,构建课后服务体系、发挥教育补偿功能以筑牢教育公平,拓宽社会资源渠道、丰富师资供给链条以提升教育质量。

组织场域视角下日韩课后服务的行动逻辑

课后服务作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是纾解学生多样化教育需求与学校教育资源供给矛盾的实现路径。从组织场域理论视角出发,对日韩课后服务的历史变迁与社会背景进行时空溯源,在“制度逻辑”层面,锁定功能定位、利益主体、现实指向三大要素;在“实践逻辑”层面,对政府行动方式、学校支持体系、社会参与力量深入剖析。比较梳理结果,两国课后服务组织场域呈现出制度同构现象,均采取了高度集权的政府统筹方式、鼓励以学校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合作,但在政策理念与政策功能、资源配置与实践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我国可适度借鉴日韩经验,规避其风险,在重塑教育公共性、促进教育公平、打造高质量体系、拓宽多元供给渠道等方面切实推进。

“新一代学校”:柬埔寨公立中小学校改革新动向

在提振经济与恢复社会发展、实现国家教育战略计划、建立高水准的教师队伍等驱动力作用下,柬埔寨政府于2015年启动了旨在实现公立学校自治的"新一代学校"改革,并于2016年出台了官方政策作为法律保障。改革重点体现在四个方面,一为实现学校体制改革,采取了赋权与问责并行的管理方式;二为推动教师改革,构建了能力与质量并重的教师专业化发展制度;三为促进课程改革,打造了高标准、国际化的学科与教学体系;四为加强学习环境改革,创设了信息化的现代校园。在实践中,"新一代学校"重视发展多元主体参与学校管理的伙伴关系,通过加大评估认证力度甄选新时代全面型教师,开发定制化教学方案以培养学生21世纪技能,取得了不断扩大办学规模、有效提升学生学业成绩和综合素养、家长满意度逐年提高等良好效果。然而,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如何缓解对学校大量经费投入引发的社会矛盾、教师能否适应数字化改革带来的全新要求、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能否经受住考验等是改革面临的现实挑战。学校在改制过程中将投资与绩效挂钩,执行严格的认证标准和透明的问责制,致力于输出高标准的教育资源,重视向学校和家长提供优质服务等,同时注重吸纳社会办学力量,通过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实行试点办学,树立起了优质公立学校的典范,并将其成果进行复制与拓展,为我国推进基础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行动与展望:全球疫情下UNESCO对亚太地区教育援助探析

在抗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UNESCO对亚太地区会员国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可持续性、包容性和本土性的原则指导下,具体举措有:为学生提供远程数字学习资源与技术,对教师进行资源配置和能力培养,设立援助中心发挥指挥效应,加强受援国自身能力建设。面对未来挑战,UNESCO提出应对策略:亟需扩充教育援助经费渠道,加大与当地非官方组织的合作力度,采用多部门与多学科的融合方式。